陶艺文化 －－ 文化性与功能

　　青瓷，是中国古代人对玉情有独钟的结果。古人将一切温润而又有光泽青、绿之美方都称之为玉。石器时代良诸文化等就出土过大批美玉。圣人孔子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说法。汉代的许慎给玉下定义说：“玉，五之美者。”他曾列举过玉的德性说：“润泽以温，仁立方也；鳃理自外，阿以知中，义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立方也；锐廉而不拔，洁之方也。”这就是把玉石文化性提高到人格化的说法，玉具有仁、义、智、勇、廉的优秀品质。玉器被儒家赋予了德，也为道家所认识。四世纪的葛洪在《抱朴子》里说：“金玉在九窃则死者为之不朽”，认为把玉放在死者身边，可以对尸体起神秘的巫术作用。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用下来抬高佛的地位。随历史的发展，人们赋予玉器的神秘、神圣的宗教色彩和人伦面纱不断地被层层剥去。对玉质色泽的追求在中国古代青瓷文化中可以找到答案，青瓷青色的历史发展脉络始终与中国人追求下质审美的感受有着关联。青瓷遵循社会公认的标准，受文化美学

公认的判断标准的左右。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中从文人的审美标准入手，提倡品茶用瓷——越窑青瓷，说：“青刚益条”、‘唤冰”、“类玉”，以至越窑产的青瓷深受唐代茶人崇尚。尤其是晚唐到五代的所谓“秘色瓷”，其实釉色只是追求玉色罢了。秘色瓷，青绿碧玉、釉质晶莹润澈，曾是中外陶瓷史学家们所力图解析的千古谜案。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唐激宗供奉的十六件越窑产瓷器，才揭开了“秘色瓷”之谜。宋代的官窑和龙泉窑等窑口的青瓷釉色，丰润之美如脂似玉。这些都可说明中国社会某种人群对玉质瓷器的偏爱，他们曾持久地共用一个文化性的艺术审美观。

　　中国陶瓷制品造型、釉色、装饰等艺术符号都与每个时期的阶段性精神和物质生活相联系。它往往是从物质的实用心理出发，趋向诱发出人的精神文化性心理满足。它不是空幻飘渺的抽象于生活内涵的形式玩味，最为笃实地固守着实用原则。一把宋代壶在制作时，人们首先算计的在于最利于把握和倾倒的把手和流回部件如何地便于注水，还要求壶盖制作尽量密实和无罐漏，在利于日用原则下凸显其当时文化性观念的审美。人造陶瓷物质绝大部分不是为了玩赏目的，但文化性精神本质有观念思维的日用功能构成因素。文化的审美与欣赏习惯不存在难以消解的隔阂。每当日用功能性目的成为造物心理的主导作用因素时，审美文化形式甚至有时被忽视。在具有实用功能性基础上日用器皿照常有着文化性。例如：陶质水缸，千余年来都作容器用，具有着永恒和稳定的储存水的实用功能。从它的历史遗物上看，器形制作技艺的处理手法并没有超过祖先，似乎缺少饰美意趣，仅是体量比例特别，体量比例差不多成了它的视觉语言的全部。朴素的造型始终固守着日用意识

，每个时代视觉艺术处理元素也被精简为实用，一见到它的形状，就明白是祖辈相承的生活储藏水的功能目的，这种日用功能构成了它的全部文化性。
　　在“现代艺术”文化认识领域中，从理论思维角度常把实用目的的物质排斥在文化范畴之外，艺术常常强调物质的观赏性，而陶瓷实用功能是这种文化类型的主体。多数造型形象都有约定而稳固的文化象征内涵，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在这种艺术境域里。陶瓷物质的实用预示了精神』动理满足和生活期待，而不是抽象予生活内涵的形式。实用不仅仅是物质的使用功能，而是使用价值存在的同时，审美价值两方面文化的功利延伸。陶瓷在实用的同时，始终有着稳固的精神文化性。在历史L的陶瓷虽曾成为喜欢“把玩”的奢侈阶层的消费对象，有一些品种渐趋非实用功能，观赏功能成为陶瓷制作的主流。例如：宋代官窑烧制的青瓷器，釉面的冰裂纹路并非从实用考虑，釉层的开片不便于生活日用，裂纹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但对繁冗的冰裂饰美格局回视后发现，它仍具有时代文化生活守恒意义。宋官窑青瓷那些形态，主要还是生活日用器皿，它由实用创造心理渐次向形式审美过渡，始终顽强固守着原始器皿功能意识。实用的和审美的文化性高度叠合。陶瓷超越了其他艺术门类的穷研极巧，永久的承载着实用功能和精神功利两大内容。
　　唐代开始，彩绘装饰瓷大量出现，以后元、明、清三朝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陶瓷生活实用器物h的装饰都是为了审美服务的，审美与生活实用功能的结合处于对物质实用功能的依附关系，截然分明的背道而驰的情况似乎极少出现过。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瓶绝大部分器形都有实用性，在实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体现审美需求的特殊目的。例如：梅瓶的器身大腹隆起而口小，是典型的为储藏酒水目的的用器。“口流”小是为了便于密封，腹的隆起是为了增大容量，造型浑厚、活泼、轻巧，这种设计既实用又美观，典雅秀丽的同时，又显得豪华尊贵。梅瓶的加工精细、装饰精致，仪态适度、饱满端庄、流朗秀丽早已经超越了其实用功能性。画上青花的瓷悔瓶自烧造出来后，就始终没能进入使用的场合，而是作为满足人们文化审美需求存活在社会生活环境里。
　　宗教、巫术心动态和特定的社会伦理思想规范会使得陶瓷创作目的回避日用功能，强化造型艺术的美感，受特定时期的美学功利因素和目的特殊支配。日用功能和审美文化完整性可能被破坏。它表现在有一部分陶瓷包藏巫术心态和教化意向，文化观念的渗透完全带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美学的思维模式、观念内涵和功利意向都强化了人情化了的社会理性内容，显现为纯粹的审美对象服务。尽管中国历史上的陶瓷涌类烧造目的是在礼仪环境中完成的消费品，例如是作陪葬冥器用，但人们在其L倾注的审美热情常常令人惊叹，为了适合特殊的用途，物品常常由于视觉美感的膨胀，实用目的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汉、唐的陶塑，保持着社会发展上升期的乐天达观的热情态度，殉葬品功能国的的需要变得极为低调，赋予了审美情感以绚丽的形式，造型艺术的张力表现和表达到7陶塑艺术的顶点。明朝以后的瓷塑佛像反映J各时期的社会世俗生活，尽管众多造像的捏塑相对而言是静止的，但静态之中达到了冥冥虚空的精神气度。造型和表面的图饰表达出时代文化精神功能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