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景德镇，古称“昌南”是人所皆知，而俗称“陶阳”，却知者寥寥，更何况是“陶阳十三里”的典故。近日来为解释此一疑虑，笔者特作了一番实地考察，阐述己见。  先说“陶阳”。古人择地而居，以“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诗·大雅·皇矣》中就有“度其鲜原，居歧之阳”的诗句。宋人《杨竹亭集》说：“浮梁提封仅百里，土宜于陶，以致陶之，业陶之人及陶中所有之事，几皆半于浮。”古时陶与瓷通称为陶，所以镇民亦把镇埠称之“陶阳”。有黄墨舫在他自著的《杂志》中说得更明白：“昌江之南有镇日陶阳，距城二十里，而俗与邑乡异。”如此看来，景德镇古称“昌南”，为昌江之南的地理缘因，“陶阳”之名为行业特色加地理的双重因素所致。直到宋真宗在公元一00四年把建年号赐封给这个盛产瓷器的山城小镇，“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陶阳一名也自然被历史尘封了。然而怀古之心人皆有之，清代嘉庆年间，有郑廷桂作《陶阳竹枝词》，其引称：“竹枝词，咏土风也。吾昌南镇白唐宋来以其为陶家而有事也，故日陶阳。近时风土古迹多改湮失，因就所知著作陶阳竹枝词三十首存之，以俟采择。”
    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之二十六有诗：“寺名景德几朝经，长对南山不改青；试问陶阳十三里，谁寻两个兀然亭。”其实，这里说的“陶阳十三里”却是另有所指。早在明代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景德镇隶属浮梁县，全县有103里，而为御器厂编役的人夫，却是在划定的十三里之内，其他的里邑“非常令不得充役。”这是关于“陶阳十三里”的旧说。
  《景德镇陶录·图说》有言：“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这里所指的十三里，显然是泛指范围面积。依循景德镇街市走向来看，历史上“沿河置窑”，从南河流经的区域，有湘湖等水路，动力问题，也是瓷器运输的大动脉，这也造就了“沿窑成市”的格局，宋代史上就有“湘湖市”、“湖田市”的记录。“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目目蔽江来”就是昌江及三大支流繁忙的历史写照。
    正是这种与昌江流向一致的城镇走向，由北向南，纵列式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北起观音阁，经前后街至小港嘴，直抵南河口的长达十三里的陶瓷产、供、销的集散地。其南北长达六七公里，东西之间宽处约一二公里，窄处仅0．5公里，这使得镇街呈一字长蛇阵，整个市街为不规则的长条形。这种情形与湖北汉口镇的街市沿着长江倚岸发展的情况完全相同。而与中国古代政治都市的那种方方正正棋盘式格局大相径庭。景德镇十三里街市是随着陶业的发展形成的，而此却是工商业都市依靠水陆运输自然依据形成的明显标志。故现称中山路的大道，明时称之为正街，而镇民俗称河街。
    “陶阳十三里”有南北郊域的湖田、湘湖、御窑厂、董家坞等产瓷区，有中间段繁华的瓷器街、黄家洲等繁忙的商业区，有舟进帆出的十八渡、中渡口、里市渡等外销瓷的始运点，有数不清的“红店”星罗棋布地散居在沿途的里弄胡同内。其中瓷行、瓷庄、瓷店、坯房、窑厂为瓷都的地域文化增添了魅力十足的特色，以至于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在景德镇住了七年后，在给教会的信中介绍说：“沿河上溯，首先看到这样的景色，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象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无怪乎黄墨舫感慨地说：“列市受廛，廷袤十三里，烟火逾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八九，土著居民十之一二。凡食贷之所需求无不便。五方籍者甚众。”
    随着时代的变迁，“陶阳十三里”地段生活区不断扩大，许多历史上的窑场相继湮灭于地下。近期旧城的改造，又使得许多古窑遗址又重见天日。继l 980年5月太白园落马桥处发掘出唐代瓷窑遗址之后，戴家弄、赛宝坦于2007年8月相继发现宋、元瓷窑残器。更使人惊叹的是，同年9月在观音阁发掘出明代瓷窑遗址，并出土大量的有纪年款识的残瓷片。据考古专家论证，从发掘出土的瓷片来看，有晚明时期的青花瓷、白釉瓷、蓝釉瓷、紫金釉瓷和釉上彩瓷等种类。其中以青花为主，此类瓷器又以碗类为大宗，次为杯、盘之属，均为日用生活用瓷。这类瓷器装饰题材丰富，其人物纹、花鸟纹、动物纹、山水纹等，无不用笔洒脱，笔简韵足。不少器皿有“雨香斋”、“白玉斋”、“博古斋”等字样，款识有“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另外还有“万福攸同”、“上品佳器”、“玉堂佳器”、“富贵佳器”、“福”、“正”和“王了年造”、“癸丑年造”、“甲寅年造”、“万历卅六年置”等纪年款，以及“蓝氏自造”的署名款，尤显珍贵。为研究景德镇明代晚期瓷器的烧造年代提供了科学断代的标本。
  “陶阳十三里”不仅古风醇淳厚，人文深邃，而且见证了景德镇城政沿革的历史，应该说这是先民们留给今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思古睹今，我们在援引史实的同时，在激起豪情之际，难道不更增加肩头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