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朋友介绍，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七旬老人居然出身于陶瓷烧做两行的大户人家。他叫余金德，谱名余恕训，是名已退休的副主任医师，现被竞成镇卫生院聘为坐堂医生。医生与做陶瓷，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然而，在1994年景德镇国际陶瓷节期间市政府公布的首批24个陶瓷世家当中，他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金德家之所以会被评为陶瓷世家，是因为从他的祖父余韬金到他的侄子余希鹏，四代业瓷，其父余忠荣不仅是烧做两行的大窑户，而且是著名的把桩师傅，并培养了一批陶瓷业把桩的中坚力量。余希鹏也是景德镇现仅有的几个把桩师傅之一。大浪淘沙，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在谈论起他们余家时，大多知道他们家是以把桩著称，很少有人知道，曾经红极一时的“余椿记”瓷号也是他家的产业。
《瓷器》记者 张钧和 文/图

余韬金的发家史

余金德的讲述，是从他的祖父余韬金开始的。
余韬金，1879年出生于都昌县芗溪乡余家。芗溪余家是个拥有800多户村民的大村庄，余姓族居。当地村民多以渔农为业，也有不少人在景德镇业瓷。都昌余姓在景德镇业瓷时间悠久，人数居众。据江西历史学会调查组1962年所作的统计，从清朝乾隆年间起，殁葬于景德镇的都昌人，仅冯、余、江、曹等七姓就达千人以上。
大多到景德镇发迹的都昌人，大多原是在农村的放牛娃，通过亲友介绍到景德镇学徒三到四年，或打杂、或做坯、或烧窑，渐渐学到出色的制瓷手艺，成为业瓷的行家里手，再独立门户当老板。余韬金的创业过程也是如此，但其发展机遇却有些与众不同。
余韬金出生农民家庭，有没有读过书，余金德说已经无法考证，但他能写会算。12岁之前，在家跟随父亲务农。那时正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加上连年水旱灾害，民不聊生。为了生存，12岁那年，余韬金只身来到景德镇。经村里人介绍，他到一家名叫冯恭泰的窑户坯房里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他本应该留在坯房里。然而这时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去窑场当学徒。
关于祖父学徒的一些细节，余金德很少听人说起，他1938年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但余金德知道，余韬金为人很老实，做事非常卖力，师傅肯教他，而且老板也非常喜欢他。再加上余韬金能写会算，在当时学徒当中非常少见，所以，在余韬金转到窑场学徒以后，一步步高升，几年后做上了管开窑簿的位子。
余韬金一帆风顺地晋级，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有窑户老板的有意栽培。原来，窑户老板见他忠厚老实，精明能干，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招他为婿。余韬金17岁那年，与冯恭泰老板的女儿完婚，并生下了长子余忠荣。
成婚后，余韬金利用自己的多年积蓄，并在岳父的支持下，与人合伙，租下了窑户余略茂在生益岭弄的一幢坯房，独立门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他把瓷号取名为“余利顺”，寓意自己的事业一帆风顺，这也是“余椿记”瓷号的前身。

一个想法
成就一位最年轻的把桩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都昌籍的窑户老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懂技术，二是能吃苦，三是敢冒险，四是善抓机遇。余韬金做了老板后，挣了钱并没有用来挥霍，而是把资金继续投入瓷业中，扩大再生产。为了节约生活开支，他把小孩都放在了乡下。
余金德说，其实在祖父的手上，他家的产业做得并不大，当时，祖父的资本很少，所有成坯都要搭窑烧成瓷器。但祖父的一个想法，却为余家后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这还得从一次倒窑事故说起。
余韬金经营“余利顺”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窑，是只做不烧的坯行老板，其所生产的瓷坯都要拿到别人的窑场搭烧，旧时也称搭烧户。按照当时的行规，不管瓷器烧得好与坏，搭烧户都要给窑户烧炼的钱，如果一窑瓷器全部烧坏了，窑户老板也不会负责。因此，搭烧户发展受到了窑场的制约。有一次，余韬金搭烧的窑场，发生了一次倒窑事故，余韬金搭烧的瓷器全部砸毁了，余韬金亏得血本无归。
历经这场切肤之痛后，余韬金由此想到：瓷业要发展，必须要有技术过硬的把桩师傅。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培养儿子不仅能继承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要在烧窑技术上成为一个出色的把桩。于是，第二年开春，余韬金便将8岁的儿子余忠荣带到了景德镇。
余忠荣出生的时候，家境还算殷实，虽然生长在乡下，相比他的父亲余韬金，应该是幸福的，因此，也有条件上私塾念书。很聪明，学习成绩较好。不过一有空余时间，他也会帮助家里干农活，或是放牛。
余忠荣10岁左右的时候，余韬金在枯树庙一座坯房里，访到一位画坯高手，又有文化。于是，就让余忠荣跟随他学画青花。因为父亲也是坯房老板的缘故，余忠荣在学画青花的同时，也涉猎了踩泥、拉坯、刹合坯等制瓷工序。尽管余忠荣是少爷，但其学徒的生活依然是很艰苦的，大冷天，他光着赤脚踩泥。经过4年的学艺，余忠荣不仅青花画得好，而且对整个制瓷工艺也非常熟悉了。
学徒满师后，余忠荣按照父亲的安排，转到了窑场当学徒。余忠荣人生的这步棋，和他父亲当年所走的路如出一辙。但父亲对他终极愿望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位出色的把桩师傅。
余忠荣学徒的窑场，是余韬金搭烧的窑户，坐落于苏家弄，名叫罗家窑。罗家窑老板原是景德镇旧时“三尊大佛”之一余旺青，后来余旺青把该窑转让给了余昭华。这座窑的把桩叫余安浪，是当时顶有名望的把桩师傅。
把桩是全窑场生产技术的总指挥，从满窑到开窑都要亲自指导，满窑时，他要根据各种坯的多少，指导本次窑的满法，在烧炼过程中，要测看窑温及根据窑温调整烧法，确定烧成的停火时间。余安浪收徒弟颇有讲究，徒弟必须是都昌人，有宗族关系者优先。
关于把桩，旧时景德镇有这样一种说法：十年可以培养一位状元，但十年却难培养一位把桩师傅。由此可见，要学到把桩技术，其难度可非一般。余忠荣进窑厂后，从“一夫半”做起。这是学徒的第一步。他跟着师兄们满窑时学传匣，烧窑时学投柴，开窑时传匣钵出窑。因为窑厂各工种像一个金字塔，学得好的，才能一级一级往上升。余忠荣肯吃苦，个子高大，身高1.8米，臂力过人，做事勤快，肯动脑子，深得同事们的赞许和师傅真传。
1914年，在景德镇风火仙师庙，18岁的余忠荣正式以把桩的身份登记入行，成为当时景德镇最年轻的把桩师傅。从初入窑场，到做把桩，余忠荣仅仅用了4年时间，这在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是一个奇迹。

不脱产的老板

在接受采访时，余金德把“余椿记”瓷号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余韬金创办主政的“余利顺”瓷号，第二阶段是余韬金与余忠荣父子联营的“余桢胜”瓷号时期，第三阶段，也是最辉煌的时期，由余忠荣独立经营的“余椿记”时期。
余忠荣学徒出师后，并没有回到父亲经营的“余利胜”瓷号里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而是在各窑场做把桩。因为余忠荣恪尽职守，其所烧之窑折青率高，使其在烧窑界暂露头角，因而找他把桩的窑户也越来越多。记有罗家窑、豆芽井窑、磨盘窑、桥得脑窑、大井头窑等五座窑。
把桩师傅是窑厂里工资最高的，每烧一次约折大米一石合银圆4元，平均一月五次，五座窑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了。到了1930年，余忠荣做把桩已经有14年了，这时他已完成了资金积累。这年，余忠荣把资金合在父亲一起，经营瓷业，品种为圆器之碗盘类，改招牌“余利顺”瓷号为“余桢胜”。这时，他仍然没有脱产，把瓷号经营交给父亲，自己仍旧在几个窑场做把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景德镇陶瓷产业受战争影响，急剧下滑。余韬金就是这个时候，把“余桢胜”瓷号交给儿子余忠荣打理，他自己回到乡下养老，1938年，余韬金在都昌乡下病逝。
余忠荣接管瓷号生意后，将“余桢胜”改名为“余椿记”，举家迁到了金家横弄新落成的新居里。同时，余家陶瓷产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余家的陶瓷主要销往芜湖、江苏、浙江一带。余忠荣每次租船外销，
瓷器销售完后，又把当地布匹运到景德镇销售，这样来往都不使船空着。余忠荣在陶瓷管理上，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从不以次充好，从中谋取暴利。
正是因为余忠荣经营有道，使得“余椿记”瓷号得以快速发展，资本也越来越雄厚，于是便把坐落于苦株山的坯房扩建为48间，成为当时最大的厂房之一，可同时容纳七八十名工人。随后，他又和一邵姓老板合伙买下大井头窑，1947年，邵家落败，余忠荣出资买下了大井头窑全部的股份，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成为了烧做两行的大窑户。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余忠荣在经营余椿记的同时，他仍旧担任着几座窑的把桩。余金德说，父亲之所以一边做老板，还一边为别人的窑做把桩，主要是因为他喜欢把桩这个行业，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一个人的经历与时间非常有限，余忠荣是如何处理老板与把桩这两重事业的呢？
余金德说，这与父亲余忠荣的合理用人有关。余忠荣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儿子，他根据各人所长，安排他们的工作。余忠荣的大弟弟管窑柴采购、二弟外派于都做把桩，小弟负责陶瓷产品销售，大儿子余怒享选瓷兼窑场管理，次子余恕典管账兼作坊管理。那时，余金德年龄尚小，在校读书，解放后考入江西医学院。如此一来，瓷号生产经营各方面都有人管理，他便可以分身去做他的把桩师傅了，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不脱产的老板。

余忠荣其人

说到父亲余忠荣的为人，余金德话语里充满着崇敬之情。他说，相比祖父，父亲性格显得外向一点，但他和祖父一样，为人都忠厚老实，不管是对事业、对朋友、对家人，都是以诚相待，兢兢业业。
本来，把桩师傅只要到行将歇火的时候到窑里，从窑门和窑蓬上的火眼看火候是否到了，下达停烧令。而余忠荣却不是这样，满窑时，他在窑弄里看每一根匣柱的兜脚摆正与否。还有窑路（火路）的排列，他知道这非常重要，既要保持火路通畅，又要使火在窑内迂回曲折，使每个角落都能烧熟，使陶瓷不泛爽、不泛黄、不泛惊。
余忠荣在窑里很有权威，大家都佩服他的判断能力。他对大家的要求非常严厉，各脚工序不容有半点差错，因为哪怕是一丁点，也会影响烧窑的质量。在闲暇时，余忠荣非常和气，没有半点架子，也常与工人们说说笑笑。
余忠荣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金家弄有一座余家祠堂，旅景的都昌余姓人想就此址办一所学校，使他们的子女能上学，有书读。余忠荣闻知此事，立即响应，拿出房租钱捐助，成为校董之一。这所学校解放前叫道安小学，解放以后改为十四小。解放以前，景德镇街头常有路毙者，如果余忠荣遇到，总会买棺材将其安葬。如遇修路铺桥，或是遇到旱灾水灾，余忠荣也会解囊相助，毫不吝惜。
景德镇刚解放那年，许多瓷厂没有开业，工人失业，生活没有保障，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复工。抗美援朝时期，他和余昭华一道，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受到工商联的嘉奖。

祖孙两代把桩师傅

可以说，余忠荣从14岁进窑场当学徒，到解放后退休，他始终没有离开过烧窑这个行业，在他的意识里，做把桩似乎比他经营陶瓷产业更为重要。也许，他对烧窑情有独钟，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和责任。
余忠荣第一次独立履行把桩职责的时候，他父亲曾告诫他说，窑里数万件瓷器烧得好坏与否，全寄托在你的手上，这是几百人的生命钱，窑烧好了，老板挣了钱，工人生活才有保障，如果亏了本，工人就有失业的危险。最后叮嘱说，如果倒了窑，一个中小型窑户就要倒闭。余忠荣牢记父亲的叮嘱，从满窑的那一刻起，就注意烧窑的细枝末节，时刻做到心中有火，让火听从指挥。
由于余忠荣恪尽职守，所烧之窑成青率十分高，而且从未出现过倒窑的事件，因而受到搭烧户和窑老板的喜欢。在余忠荣从事窑业50多年的生涯中，他培养了一批把桩接班人，其中在业界颇为知名的有余忠贞、余贞早、余忠生、余韬仁、余恕坤、余漾发和余希鹏等人，这些人当中有他的父辈、平辈和儿孙辈，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景德镇的陶瓷发展作出着自己的贡献。
1953年，余忠荣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家里的全部生产资料联营到裕民瓷厂（东风瓷厂的前身），自己仍是窑场里的把桩，并成为省陶瓷公司烧窑技术小组的成员，解决全市烧窑难题。1956年，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调余忠荣做柴窑改煤窑的试烧工作，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煤窑的试烧成功出了一分力量。1968年，余忠荣病逝，这位为陶瓷烧炼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把桩师傅结束了他与泥、火相濡以沫的一生。
余希鹏是余忠荣长子余恕享的儿子。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对烧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当一名熟练的烧窑技术人才。1976年，余希鹏进入东风瓷厂，成为该厂烧炼车间的一名工人，1983年他担任该厂圆形窑的窑炉长，成为新时代的把桩师傅。1985年至1986年参加“焦炉煤气烧制景瓷新技术实验”获得成功，该项目获得轻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余希鹏为烧成节煤工作作出突出贡献，曾获陶瓷公司一等功。1988年，余希鹏调进建国瓷厂，任方窑窑炉长。
余忠荣、余希鹏祖孙俩，都精于陶瓷烧炼，并都为景德镇陶瓷烧成默默贡献着毕生的精力。余金德曾清楚地记得，1994年我市一家媒体报道首批陶瓷世家时对余家的评语：“在景德镇烧窑技术改革方面，（余家）祖孙四代人经历了从松木到煤，再到煤气，在近百年烧窑燃料改进过程中，有他们四代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坎坷历程”。
的确，景德镇陶瓷事业的发展，凝聚着每一位陶瓷从业者的默默耕耘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