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窑厂，永宣以后，其派烧数量有所减少，甚至驻厂督陶官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明显的是弘治朝，十八年窑事不著。但到嘉靖期间，烧造数量不但激增，而且岁派之数量年年不停。据乾隆本《浮梁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烧造数倍，十百加派，合省随粮带征银一十二万两，专备烧造，节年支尽。嘉靖三十三年又加派银二万两，亦烧造支尽。”由于烧造数量增多，不但有驻厂督陶官，而且岁解督运官员，亦是往来于镇上京师之间。嘉靖时督运官王世懋，来御厂督运岁解时，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盛况，他在《纪录汇编》圆园远卷中《二酉委谈》里说:“天下密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这几句话，反映了明代制瓷业之繁荣，整个镇区都在捶打瓷土，响声震地，烧造瓷器的窑场火光冲天，全镇是一个工地，一个手工业的巨大作坊，把这个震耳耀目的市镇，称之为“四时雷电镇”，的确是恰当不过了。
这种火光冲天、杵声殷地的情景，不仅是御窑厂，更为甚者，是民营瓷业。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窑场不再是依靠在原料产地，而是沿着东河、南河流域及昌江两翼向市区集中。在市区五条长沟出土物中，明初的民窑青花瓷较为少见，大量出土物多为明代中、晚期青花制品。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从事商品生产民间青花制瓷业，已从陶瓷生产每个阶段，日益变成独立的部门，专业从事制瓷手工作坊。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民营窑场激增。
明代正德以后，欧洲国家不断来华经商，《竹园陶说》称:“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趋广州。”那时的广州集中了中国所有最美好的货物，而最突出的就是瓷器。由于广州和珠江的地理位置有些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相似，所以西方的商人称之为“东方的伦敦”。所有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商舶，都要根据船的长度支付关税，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中国海关官吏的警惕而又戒备目光下进行的。由我国官府特殊经营的对外贸易商行，称之为“十三行”，这一名称，相传始于明代。景德镇在嘉靖、万历时期的瓷业生产，正顺应了这一形势，因而民窑得以迅速发展，民窑中的精品，可以与官窑产品比美，但产量数倍于官窑，因此，在嘉靖期间，“官搭民烧”由一时权宜之计，进而形成御窑厂的固定制度。清代饶州府通判、署浮梁知县陈滴曾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大都会也，业陶者在马，贸陶者在马，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车云屯，商贾电鹜，五方杂处，百货俱阵，熙熙乎称盛观矣选”这段话，若与四时雷电镇相对应，那么，明清时期，景德镇繁荣富庶所形成的都市之雄、瓷业之盛的壮观场面，便能历历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