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
　　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
　 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
　　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
　　《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
　　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
　　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
　 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
　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
　 １、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
　 ２、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
　 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
　 １、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
   ２、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
　 ３、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