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青花五彩考

康熙五彩花鸟纹盘背面。

康熙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长22～15.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最早记载五彩工艺的文献，恐怕要数明代洪武时曹昭的《格古要论》了。《格古要论》中说：“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这里虽未提及五彩一词，但其“五色花”一词分明讲的是以多种色彩装饰的花朵，这多种色彩就是五彩。在这里，“五色花”一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只是对一种装饰工艺的外貌作出描述，而未表达出这种工艺的特征。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工艺的特性还缺乏了解。
在明代，沿用曹昭对五彩的称谓者还有沈德符和沈节浦．前者说：“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①后者说：“成化间所烧尚五色炫烂……。”②这些无疑是指成化斗彩。但是斗彩形成的基础是五彩，即必须具备釉下青花和釉上彩，它与五彩的不同之处则是将这两者按不同的方式组合。沈德符和沈节甫把成化斗彩仍作为五彩，同时也以自己的表述方式证明了曹昭所言“五色花”即指五彩。
在清代，象沈德符、沈节甫这样不辨五彩与斗彩之分，而将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装饰一律概称为五彩的例子还有多种；但逐渐以“五彩”一词明确称之。如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说“明成窑‘五彩鸡缸’一对价值百金。”清程哲《蓉槎蠡说》中说“…一成窑之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其质细薄如纸。葡萄靶杯，五色敞口扁肚，齐著小碟、香盒、小罐，皆五彩器者。”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说“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清梁同书《古窑器考》中说“成窑以五彩为上。”
清代的《南窑笔记》，算是首先明确将五彩和斗彩区分开来的文献。其中说“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目斗彩。填者，青料双钩花鸟、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增入五色，名日填彩。五采，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
《南窑笔记》明确将五彩和斗彩区分开来，应该说是古瓷研究的一大功绩；然而其释义今天看来，亦见与实物不尽相符之处。如所谓填彩只是斗彩的一种方式，而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彩瓷品种。另如称五彩为“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结合本文前述的概念，即指纯用釉上彩描绘纹饰，而把青花略去，这显然是与实物不相符合的。青花本身也是一种彩，由于釉上彩中缺少蓝彩，因而以青花代之，又因青花随五彩长期伴随之故，因此青花也是五彩诸色彩中的一种。
五彩产生于何时，缘何产生，一直是古陶瓷界关注的焦点。过去认为，五彩产生于明成化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斗彩的派生物。不过这种观点后来因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一对宣德五彩碗而被打破。于是五彩产生的时间便从明成化上推至明宣德。不过，这对宣德五彩碗不仅色彩鲜明，而且装饰严谨，十分精美，显然在工艺上已十分成熟。一种工艺若达到成熟的地步，必定要从它产生到成熟，经历一段完善的过程，五彩工艺也不会例外。因此联系《格古要论》中提及“五色花”一说，笔者估计元代或者洪武时有五彩瓷器的出现；然而可惜未发现实物，因此上述看法只能停留在估计的基础上。然而最近，耿宝冒先生在．《再谈元代“五色花戗金”瓷》④中认为元代已有五彩瓷器的出现。文中说：“关于中国陶瓷史上增补此一新品，时见粗器，而典型的元代五彩精品莫过于此，据此为史罕见的‘五色花戗金’即是元代景德镇供皇家之用的御窑五彩珍品……。”从其文中描绘的器物面貌的特点来看，再联系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笔者认为，元代不仅有五彩瓷器出现，而且具有五彩瓷器产生的肥沃土壤。
源本宋代和金时，我国北方已出现“宋加彩”和红绿彩。这些彩绘工艺都是在已烧好的瓷器上用釉上彩来描绘图案，再经低温烤烧而成，这种釉上彩绘已初步具有五彩的雏形。元代时，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这里不仅汇集了南北两方的能工巧匠，而且还以“有命则供，否则止”⑤的方式为皇家和官府烧造瓷器，这对当时制瓷工艺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元朝统治者极其崇尚藏传佛教。魏源《圣武记》载：“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土番赞普，好佛，立寺庙，西藏始通中国。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而西藏始为释教宗主。”《佛教史》说：“以八思巴开端，终元之世，历朝都议喇嘛为帝师……。因此，帝师不只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而且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喇嘛教统治全国佛教。”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元代的佛教事物几乎都与藏传佛教有关，而拜佛时使用的供器则直接打上其烙印。在瓷器领域里，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器物，于元代早期和中期时，大都作为供器而出现⑦。这些器物上的装饰都与藏传佛教有直接关系。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如八吉祥纹、云头纹、串珠纹等元代流行的纹饰，都是从藏传佛教中演化而来。在这种状况促进下，五彩应运而生。
元代时，景德镇继承了宋、金釉上彩工艺，又盛行青花及诸多低温彩釉工艺，因此完全具备了生产五彩瓷器的基础。另外更重要的是，元代景德镇瓷器，无论是供器还是实用器，其装饰的寓意是由藏传佛教直接演化而来。藏传佛教中五方佛的系统对颜色的要求有特别的含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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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佛色白方东 ┃ ┃
┃ ┃智镜圆大：痴 ┃ ┃
┃ ┃佛那庶卢毗：蕴识 ┃ ┃
┃ ┃ 母眼佛：大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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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磨鲜色绿方北 ┃部刚金色蓝央中 ┃部宝色黄方南 ┃
┃ 智作所成：痴 ┃智性体界法：嗔 ┃智性等平：慢 ┃
┃佛就成空不：蕴行 ┃佛动不：蕴色 ┃佛生宝：蕴受 ┃
┃ 母度：大风 ┃母佛在自：大空 ┃母机茫茫：大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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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华莲色红方西 ┃ ┃
┃ ┃ 智察观妙：贪 ┃ ┃
┃ ┃佛光量无：蕴想 ┃ ┃
┃ ┃舞成白：大火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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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黄、红、绿五种色彩大多在元以前的瓷器上见到，而在元代时，它们被赋予新的意义而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五彩色调的基本成分。
前述耿宝昌先生之文的插图中，介绍了一件元代五彩碗。首先，此碗形制与元代时高足碗的上半部相近，高足碗多为宗教供器，此碗亦应属这类器物。碗心有一梵文，是藏地文化的产物，其边饰是由两个变形云头纹相交而成，而云头纹则是由藏地建筑上的装饰演化而来。其次，文中提到元代五彩器上，各种色彩“高高凸起于釉表，彩质如玻璃透明，色泽既浓艳鲜亮又沉着古雅，其与金嵌浑然一体，格外华丽。”这种效果即摹仿藏地金、银、铜器的质感。从实物看，藏地金、银、铜器色彩斑烂，装饰繁缛，风格考究，正是这种格调决定了五彩的装饰格调。再次，文中提到据闻元代五彩器有出自内蒙窖藏之说，此信息至少传达出内蒙地区对五彩器的需求。而藏传佛教于元代时正好在内蒙地区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五彩无论其色彩含义，装饰效果，还是表现内容，最初虽然源自于藏传佛教，但在发展中却得到引伸和发挥，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工艺。如五彩的色彩含义被引伸为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五彩的装饰效果被发挥成一种普遍的瓷器装饰形式，五彩的表现内容也演化为一种普遍的吉祥祝福意味。象八吉祥这样的纹饰在元代，乃至明清时的瓷器上较普遍地出现，但其中大多不是反映藏传佛教的思想，而是为封建统治者求祥祈福。
五彩产生的具体时间应在元代中后期。原因有二：一、元代瓷器中反映藏传佛教思想的制品大多出现在元代的中期和晚期，五彩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自然不会早于这个时间。二、耿先生文中提到所见五彩器的胎釉基本同于枢府的青白釉器，而带纪年款的枢府器都是元代中晚期的制品⑨。
青花五彩，指的是五彩中带青花的彩饰，是人们对明代五彩的一种习惯称谓。这种称谓，一方面沿袭历史文献中的说法，将青花从五彩中独立出来；另方面将带有青花的五彩与清代带有釉上蓝彩的五彩区分开来。但是，青花五彩只是五彩的一种，称青花五彩，并不意味着将它从五彩中分离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何以称万历五彩，而不称万历青花五彩呢?!这种实例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在对待实物时，仍将青花作为五彩中的一种色彩，将它作为蓝色，即多种色彩中的一种。
元代是否有青花五彩，现在尚不能确定。因为从实物来看，前述元代五彩器上的蓝色还不能确定为青花。因此若说目前所见最早的带青花的五彩器，当数发现于西藏萨迦寺的那一对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碗了。
关于宣德时五彩器的实例为什么那么少，而仅见者又发现于西藏的萨迦寺，这是个耐入寻味的问题。
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碗，口沿内外分饰青花藏文和青花云龙纹，圈足外绘青花海水波浪纹和弦纹，腹部主题纹样为诸色彩的莲池鸳鸯纹。由此可见，青花在此碗五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蓝色在藏传佛教五方佛系统中占有中心位置，它代表的是中央，是统治东、西、南、北的圣主。
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虽没有元代那么崇尚备致，却也十分重视。如洪武七年封八思巴之后为帝师⑩，永乐初年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⑩，宣德九年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⑩等。这些行动重在“怀柔远方”，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统治。
由此可见，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碗上以青花饰云龙，其用意是强调中央皇权，而腹部的鸳鸯则反映出汉藏之间的亲密关系，莲池则代表藏传佛教。将这几点结合起来看，此种碗五彩纹饰意为汉藏在藏传佛教中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的支配力量或前题，则是中央皇权的统治。因此，此种碗不是发现于别处，而是发现于西藏的萨迦寺。不是偶然的。也因此证明了元代五彩产生的直接因素不是别的，就是藏传佛教。
此后，嘉靖、万历五彩中的青花已脱离了藏传佛教的具体意味，而是作为一种色彩，与其它色彩一起共同组成赞美封建皇权的装饰。
注释：
①明·沈德符：《敝帚斋余谈》。
②明·沈节甫：《纪录汇编》。
⑨肇靖：《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文物》1985年第11)。
④耿宝昌：《再谈元代‘五色花戗金’瓷》(《中国文物报》第34期)。
⑤清·程廷济：《浮梁县志·陶政》。
⑥⑩@《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⑦熊寥：《元代青花装饰艺术》(《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⑧善妙莲华：《西藏佛教图像学》。
⑨熊寥：《元代窑业与浮梁瓷局》(《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⑩《明史》卷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