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康熙五彩的文化背景
 

     “初发芙蓉”和“错采缕金”两种艺术类型，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这两种艺术类型在景德镇传统艺术中，也得到了印证。宋代的“影青瓷”是“初发芙蓉”，出污泥而不染；明代的“五彩瓷”则是“错采缕金”，绚烂之极，都是为世人所赏识的。
   
     　从艺术角度上品评，人格和理想的体现应该是艺术创作的灵魂，而融汇于陶瓷风格之中的人格和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背景，明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创制的五彩瓷，除了在封建朝廷设置的“御器厂”的政治、经济的基础原因外，更多的是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诞生衍存的，其论据有以下几点：
   
     一、汉族文化的回归
     元代虽然只有90多年，但它是中国经过长期分裂以后，又一次出现的大统一的局面，虽说在元代前期，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曾给全国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破坏，但在农业、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造“枢府瓷”刺激了陶瓷和工业的繁荣。这是因为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具有高铝氧化成份的白瓷，而“国朝尚白”，“以白为吉”(陶宗仪 《辍耕录》)，这种釉色的瓷器自然符合了统治者的民族审美心理，元代青花瓷绘风格的形成，则源于当时倡导的美学思潮，古代画论中有“宋人尚性，元人尚意”之说，青花瓷中所表现的“于深厚中仍绕通逋峭，苍莽中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堵塞而景愈廊”的匠心韵意，正是对元代青花瓷“壮而不粗”，“满而不塞”的绘画风格的定论。然而这种风格则又源于蒙古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情和生活方式。虽说此时的青花瓷的艺术思想上是非常超脱的。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又是非常写实的。这一点与广大汉族崇尚的“含而不露”的美玉精神和一贯内向的心理特征极不适应，所以，当元王朝垮台，汉人朱元璋建立明朝，众人誉称“外夷败亡，吾汉兴旺”，视之为汉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儒家思想重新一统天下，导致儒文化的发展和孔子强调的“尽善尽美”的观念重倡，尤其重视人为的装饰和形式美的追求，以错采缕金对应元代瓷器“意器并重”的审美观念。
     二、儒学思想的重立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注重表现思想的人格，不对外表作过份的雕琢，追求内在本质的美，是其主要的艺术特征，受老庄“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的玄学思想的影响，宋瓷也以追求自然风韵为本，反对一切多余的人为雕饰。要求陶瓷艺术不仅仅停留在炫耀工艺技巧的阶段。而且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感情的境地。追求清静幽玄的格调，如南宋窑就是取釉面的自然开裂而巧夺天工之美。同时在造型和装饰的整体效果上做到相得益彰，从而达到“文与质”的成功处理。
     在庄周思想指导下，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也是以独创的影青釉色显示其“平淡”高雅的意境追求，即使有刻划、印等纹饰表现手法，也都隐于色釉之下，讲究天工出清新的。而元代青花瓷风格也是庄周哲学的产物，是通过人工的“极饰反素”以求达到《易经》上所说的“白贲”境界。它通过精放的器型和笔致，繁缛丰满的纹样装饰，秀逸雅致的青蓝色调，融阳刚之美与阴柔美于一体，尽管在整体效果上类似“金雕玉缕”，但陶工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重意成纹，随意生发，因意而就，再加上幽菁阑静的抒情色彩，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达到了“无为而为”的思想境地。
     三、文人画派的熏陶
     五彩起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是景德镇首创的釉上彩绘的一种传统瓷。“五彩之器，明乐制作始盛，证以《博物要览》所载，则穷研意巧，花样渐多。明代彩瓷发明足以詹绝奕世，震铄一代者殊不知浅鲜，综其变迁可得而言”。大明五彩产生的基础上就是汉民族文化的延伸，受传统中国画的影响最大。从彩陶到汉代的彩绘瓷器，从宋代的红绿彩、磁州窑的铁锈花到元、明、清的青花、五彩等都受到文人风格的影响，由谢赫提出的书画六法，是中国画表现形式的精髓，而在陶瓷上运用毛笔彩绘纹样，一直是古代陶瓷艺人们的强烈愿望，而红、绿彩首开采毛笔蘸料进行釉上彩绘的先河，把随类赋彩的形象思维第一次赋予了实践。五彩瓷的出现，其主要的内活动力，就是古代陶瓷艺人有意识地把中国绘画搬上陶瓷器皿的主要想法。五彩瓷在当时的工艺条件的制约下，仍显示出对中国画的装饰风格的直接追求，其巧思妙想，深含着中华民族民间的艺术的意念，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涵。一般来说，五彩只有红、黄、翠、紫、绿这五种颜色，用色虽不多，但是古代陶瓷艺人们却能巧妙地运用发色效果，尤其是红、绿两色的搭配，构成对比强烈、鲜艳明快，古朴大方，协调统一的色彩特征。这时所表现出的花鸟、高士名姬，鱼藻草虫，虽是恬简略貌，红绿相间，却也赏心悦目，意气飞扬，这在当时用单色釉陶瓷装饰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装饰方法，不啻于一种清新的色彩视觉，一种可品可读的形象图画地展示出来。大明五彩为完善古彩创造了必备的工艺基础和技术条件，五彩是先勾线作骨架，以笔线传神言情是共通的。每一笔线描刚劲有力，五彩靠单线平涂，完全依靠线描的功力来表现各种人物花鸟、山水等形象，五彩的很多装饰其章法、画意都不同程度的接近国画，但在结合工艺和生产中又有了变化，加进了图案手法。五彩中的树、姿态之自然颇似国画，但画法不同，它不用国画画树的枯笔皱擦的技法，而以挺劲利索的线条勾出树干，再用较齐的排线方法现现树皮。说明吸收了传统国画的用笔和气韵，大明五彩的颜料基本上是低温釉，烤花烧成的温度达到850度，为了解决青花画色彩单一的视觉问题，景德镇御窑厂的工匠们就把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料进行综合装饰，这釉上彩料包括红、绿彩，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创烧出了具有很高艺术品位和欣赏价值的“大明五彩”，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是中国釉上彩瓷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五彩瓷，纹样装饰饱满，色彩浓艳秩丽。图案几乎布满了整个器皿都不失雍容典雅的皇家气度，色彩红、绿、黄、紫与釉下蓝斗彩，诸色巧施都无损华贵高雅的官窑风韵，真可谓“五色递嬗古彝上，若鲜若黯浓淡间”。著名陶瓷美术家张志安教授曾经用一副对联概括五彩瓷的风格。说五彩是“美在大红大绿，妙于古色古香”。大红大绿是中华民族崇尚和喜爱的色彩。在以红色为基调的“大明五彩”时代，景德镇的釉上彩瓷出现了空前发展的繁荣局面。大明五彩尽管是由红、绿彩衍变而成的，却是在景德镇生长发展的，是景德镇的材质、工艺、装饰以及表现思维注以了本土文化的因素，五彩的艺术生命的根在景德镇，与中国画文化人画派的薰陶是密不可分的。
     四、新安版画的影响
     大明五彩的衍变和发展就是汲取了民间艺术的营养，受新安版画的线描风格的影响就相当明显。新安版画要描版再刻版，表现的题材形象丰富，线条刚劲有力，陈老莲在他的国画作品中特别是铁线描最具特色，陈老莲的花鸟画在宋人双勾法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作品多以线为骨，施以淡彩或重彩，但色不掩墨，线始终主导着画面，那略为夸张的造型，多变的笔法，精细的勾勒，巧妙的疏密对比，使画面呈现出一种秩序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并具有浓郁的装饰性，从而给人以古拙、古雅之趣。由于竞争激烈，致使新安版画的工匠们转行，来到邻近的周边地区景德镇，工匠们在进行五彩瓷绘时，无意识地把新安版画铁线描的笔势搬上了五彩瓷的画面，形成大明五彩线描的特征
     五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艺术沃土的一朵奇葩，是世界陶瓷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五彩那特有的鲜亮透彻的质感受和视觉感受，撞击出现代人对生命力度的审美追求。即使我们站在当今文化的高度，五彩仍有它熠熠闪烁的不朽光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