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陶官唐英文献编撰特点考析

    摘要：作为雍乾时期的著名督陶官，唐英不仅在制瓷事业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文献编撰方面亦是成绩斐然。其文献编撰具有内容广泛、勇于创新、重视实践、学以致用等特点。
    关键词：唐英文献编撰特点督陶官
    唐英（168 2 -17 56），字俊公，一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任内务府员外郎、淮安关监督、九江关税务、粤海关监督等职。七岁入乡塾，“资性不敏，阅岁仅能识之无。迨十龄以后，问学之功虽浅，颇有观书作字之癖。书不甚解，开卷无昏晨。字无所师，执笔忘倦颉。”后因孤贫辍学，但性好读书，未尝间歇，所习内容“经籍庄雅居其半，而稗野僻诞居其半”，所作之字“手摩心画，率意疾书，非仅不能窃形似于今人，而响搦硬黄并未根柢于古法”。  （《书法指南序》）可见，此时唐英已不像正途举业士人那样诵读四书五经、制训诰文之类的图书，而是阅览自己感兴趣之书，这为他在以后从事的工作中取得骄人成绩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十六岁开始供奉内廷，一直待到四十七岁。在此期间，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经史子集几有涉猎，尤精诗文书画，还结识了当时宫廷书画家，与他们一起共事，探讨问题，既拓展了眼界，又增进了学识。此外，他还常游走下层，深切感受到下层贫民的困苦，这也使得他学术创作上有着贴近民众、关心民生的思想。雍正六年秋八月，唐英受怡亲王赏识，被擢升为内务府员外郎，协助年希尧督烧瓷器，但一切烧造事宜实由他一人经营。此职一向被视为肥缺，唐英却诚惶诚恐，唯恐事情办得不好，所以事事要求尽善尽美，且多亲力而为，这使他在制瓷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傲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傲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等诸多釉色，“厂窑至此，集大成矣”！他督造时期的官窑被称为“唐窑”，唐英也被誉为“陶瓷神人”。唐英督陶的二十余年，也是他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其成果主要有《陶人心语》、  《陶人心语续选》、《陶冶图编次》、《陶务叙略》、  《瓷务事宜示谕稿》、  《古柏堂传奇》、《问奇典注》等，还有一些书画和奏折。这些成果虽属不同类型，但却有着共同的编撰特点，体现着唐英的创作思想。具体而言，唐英文献编撰有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内容广泛，文发于心
    唐英著述内容广泛，不仅体现在类型的多样，有诗文、陶瓷专论、戏曲、书画、文字等，更表现于题材的选取。以《陶人心语》为例，其内容就涵盖很多方面：有感激皇恩、励精图治的，如《自题渔滨课子图小照》、《恭纪御制诗碑后敬赋小诗识事》等；有关心民生、贴近民众的，如《起蛟行》、《景镇视陶工归棹遇雨舟中口占》、  《赠篙工》等；有思乡怀旧、情真意切的，如《立秋日夜雨书怀二首》、《中秋前珠山晚坐二首》、  《稚女》等；有赞美自然、吊古怀旧的，如《昌江夜过玉笋峰》、《仲月登观音阁》、《徐州吊古》等；有赠别友人、自述自嘲的，如《送西席华烟麓之任贵溪》、  《自题个中图小照》、  《书怀》等。
    唐英著述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强调文发于心，注重真情实感，并以此作为衡量作诗论文好坏的标准。正如他在《陶人心语自序》中言：  “夫存于内者为心，发乎外者为语，此固夫人而同之，又夫人而不同者也。盖富者心侈而语奢，贵者心傲而语夸，贫贱者心卑戚而语寒蹇，大都因境而移其心，违心而异其语者比比皆是。至有摭拾浮言，铺张声势，语是而心非者则又出于欺世盗名之流，皆有所为而为之，非所论于胼手胝足不识不知之陶人也。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眼界心情，即一饮一食，衣冠寝兴，与夫倪仰登眺交游之际，无一不以陶人之心应之，即无一不以陶人之心发之于语以写之也。故有时守其心而无语，固澹澹漠漠浑然一陶人也。有时藉其语以违其心，亦似耕而食，凿而饮，熙熙恰恰一陶人也。或陶人而语陶，固陶人之本色；即陶人而不语陶，亦未始不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也。”（《陶人心语自序》）唐英对“语发乎心”的观点还有更明确更深入的解释：“夫潘江陆海固贵典赡，而堆砌恒订芜秽浮冒，则邻于浊矣！与其晦言之阴沉昏冗，何如显言之光明洞澈之为愈乎？淡秋白水，自足宣乾坤默运之文章，斯清之当尚也。若夫喜怒哀乐发乎性天，殆真之乎？故有诸内，形诸外，宁实毋虚，宁质毋文，语出于心，心传于口，有其语即有其事，有其事即有行，语不厌多，而尤期于寡。此记所以有立诚之旨，而不能自欺于伪也。”（《西湖渔唱序》））由此可见，唐英善于追求心灵深处的本真，主张“宁实毋虚，宁质毋文，语出于心，心传于口，有其语即有其事，有其事即有行”的著述态度，反对浮冒虚言，批判违心之作。另外，他在给别人诗文集作序时，也常常以其诗文是否发乎性情来品评其优劣。如他给姚莹《环溪草堂诗集》作序时，就对其诗“真心之所流露”大加赞赏，而对只求诗文之工、不求性情所至的做法大肆批驳：“若夫短钶为富，雕琢之工，食古人之糟粕，而自汩其性真，进不足与论世，退不足与淑身，纵穷工极巧，诗云乎哉？先生之诗平奇浓淡，无美不臻，而真心之所流露，一皆本忠厚和平之旨以出之，盖古风人之遗，岂余浅疏者所能窥其底蕴，然窃有志而愿学焉。”（《环溪草堂诗序》）
    2、不拘成法，勇于革新
    唐英做事行文都反对墨守成规，善于另辟蹊径，倡导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制瓷实践。督导烧制瓷器是他的本职工作，自然是要尽心尽力，但他并不满足于完成任务，而是根据瓷器制作的特点，常常进行釉料、彩料调配的试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创制出洋紫、法青、抹银等新的装饰风格。(2)戏曲创作。唐英喜欢戏曲，不仅爱听，而且还编写剧本。唐英一生至少编写过很多部戏曲，其中有些已经亡佚，现存1 7种收录于<古柏堂传奇》。经唐英改编或自编的剧本，打破了正统昆曲的教化剧风格，汲取了地方剧诙谐的表达方式，而且内容多贴近民众，语言通俗自然，场面热烈活跃，舞台调度灵活巧妙，深受大众喜爱，雅俗共赏。(3) 《问典奇注》编排体例。《问典奇注》是唐英在明代张位《问奇集》、清初李云书《问奇一览》二卷本基础上增补的，共六卷，历时三年而成。此著虽是增补，但唐英并没有按照原书体例直接续补内容，而是根据骈字的特点对该书编排体例做了很大改动。如他在《凡例》中言：“张本明分两例，一误读诸字，一奇字考。李本仍误读诸字之旧，而以异音骈字易奇字考，亦两例也。今此本但统收骈字为例，并不立某例，所谓异音、误读皆散见骈字各典注内，颇了当，故不分。”而在骈字具体著录方法上，唐英也不拘成法，勇革张、李编排之弊：“张本随得随录，固罗列无序，难于检查。李本改依沈韵，次第联载，似稍称便，然字既误读，安得正音，亟思检阅之时焉。……此本微仿字汇部落，以本骈难字边旁为准，先低一行格，载明某部。若二字俱有疑义，又各次载边旁于右，亦低一行格。”另外，唐英在诗文创作上也是勇于革新，反对受格律之束缚，提倡性情所至，有感而发，因为他觉得唯有如此，诗方可传1
    3、重视实践，勤于考订
    唐英作为督陶官员，不仅勤于管理，而且乐于实践。督陶之初，唐英为求制瓷之尽善尽美，深入调查各个制瓷工序，“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学习制瓷方法，探索制瓷原理，使自己“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以唯诺夫工匠矣”，  即由一个完全不懂陶瓷制作的门外汉变成了精于此道的陶艺家。唐英通过学习制瓷后，不仅用于管理和监督工匠制瓷的质量，而且自己参与制瓷，至今仍留有他许多的自制瓷。另外，唐英不仅善于总结前人的制瓷经验，而且学习时人先进的制瓷方法，即使是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之时，也会派人实地考察，绝不闭门造车。如雍正七年三月，唐英就派幕友吴尧圃调查钧釉配制方法，并对此行给予厚望：“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州路。山山水水几许长，帆墙云树愁苍茫。觳城黄石岘首泪，酒材诗料携轻装。丈夫出门各有道，知己情深在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璺关国宝。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君不见善游昔日太史公，名山大川收胸中。陶镕一发天地秘，神工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虽各别，以今仿古将毋同。不惜骊驹三叠唱，内顾无忧行色壮。荆襄一水游有方，不比天涯成孟浪。荷香蒲绿棹归舟，倚间白发颐颐望。”（《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唐英坚持不懈的实践不仅使他对制瓷工艺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总结出自己的制瓷理论和制瓷思想，这充分体现于他奉旨编写的《陶冶图说》。乾隆八年闰四月，唐英收到编写《陶冶图》的旨意：“窃奴才于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移会，内开：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内廷交出《陶冶图》二十张，奉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做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乾隆八年唐英奏折》）同年五月，他就编撰完成，并进呈预览。《陶冶图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制瓷工艺程序的理论著作，在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唐英亲身实践于具体制瓷工作之中，才对制瓷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才使其“陶人”身份名符其实，才能写出传世名篇。也正是如此，才使他督烧时的御窑达到了中国古代瓷业发展的高峰！
    唐英爱好交游，搜奇探险，“凡云霞之出没、草木之荣悴，与夫候虫时鸟、嘉卉异石、僧寮古刹，靡不入其豪端而增其才思”。  （顾栋高《陶人心语序》）唐英又勤于思考，对所到之处的古迹都详加考订，所作《四女祠》、《游石钟山小记》等篇既是游历之作，又是考订之作。即使是对残破的旧物和未见的新物，唐英有时也会遍览群籍，旁征博引，以探求其源流，所作《龙缸记》、《倒垂莲说》等篇即是如此。唐英勤于考订，还充分体现于他所著《问典奇注》上。该书不仅收罗丰富，  “凡属奇字，搜罗殆尽，音切解注，点画悉辨，了如指掌”（顾锡鬯《问典奇注序》），而且考订精审，“凡骈字之涉于疑似者，即字以审音，即音以辨义，究其原本，而典则以昭，别其异同，而讹谬以正。其于天文地理人事以及鸟兽草木虫鱼之属无所不该，而六经百子史乘杂著诸编悉经之纬之，以燥著于其间”（秦勇均《问典奇注序》），“诚文苑之圭臬、案头之宝鉴矣！”（江开泰《问典奇注序》）。该书不仅修正了张、李二书中的错讹，还增补了很多字的注解，且所有注解均载明出处，以存其信，即使自己发表评论，文前也必加“蜗寄子云”字样进行区别标示，以便览者辨识。而当注解有疑问时，则并存各家之说，不主观臆断，更不擅加揣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这种求实存信、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今值得学习和提倡1
    4、强调学以致用，富有传世意识
    致用性是学术创作的灵魂。如果一部著作失去了致用性，那就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作为督陶官的唐英，在编撰文献时处处体现着“学以致用”的思想，并且将官、学、技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如所撰《陶冶图说》、《陶务叙略》、
《瓷务事宜示谕稿》对当时陶瓷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编《古柏堂传奇》中无论是对传统戏曲的改编还是自编，都打破了正统昆曲的束缚，将昆曲和地方戏曲有效地结合，各取所长，促使中国戏曲朝着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唐英博学多才，勤奋善思，他将诗文、书画、制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为书画题诗，而且将书画、诗文施技于制瓷上，既能使人领略其制瓷技术，又能使人品味其诗文书画。
    此外，致用性还是著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唐英强调学以致用，不仅为了治事利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传世。如他撰《瓷务事宜示谕稿》就是使后之督陶官能有所采择，希望子孙永世收藏：“兹于今上龙飞之乾隆元年，承命榷淮陶务告竣，爰将历年来事宜示谕诸稿，除散佚外，检其存者汇缮成帙，以志九载办理之梗概。缘以良工心苦，惨淡经营，并未扑责一人，贻误一事，卒之陶务得以有成者，实非偶然。使后之董是役者或有所采择，未必不备竹头木屑之用。至于吾之子孙尤宜什袭藏之，不惟识此胼胝九载之心，且堪备异日奴耕婢织之问，未可知也。”（《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唐英不仅富有强烈的传世意识，而且对著作能否传世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传世之作有两种情况：一是性情之真。他在《固哉草亭序》中明确言道：“诗何以传，传其性情之真而已。穷通贵贱之故无与于诗，得失之数也。诗盛于三唐，夷考其时，上至庙堂，下逮山林草泽，以诗名家者不更仆数。如元白之身都卿相而诗传，郊岛之屈抑下僚坎坷沦落而诗亦传，虽有丰腴寒度之不同，要皆不失性情之真，如天籁自鸣，故同历百世而不可磨灭也。……第论其幼穷于遇，长富于才，而能不为遇困，不以才炫，以自陶淋于诗书。其所著作不规抚于古而自合，盖其性情之真以自见，非屑屑拾人牙后慧者所可比也。……又云任情率易，诗家之体裁格调未或前闻，此又余向所谓不事规抚而天籁自鸣者。先生虽以此作逊谢语，条谓先生之诗之传当即在是。”（《固哉草亭序>）二是机缘相合。唐英信佛，精通禅理，善信因缘，表现在文献编撰上，即“作得其人，人得其事”，方可流传后世：“天地万物皆因缘也。……若夫匡君之庐卒以名山，远公之莲永以传社，三笑著虎溪，楱贤存梵刹，而石钟、鹿洞、烟水、琵琶迄今荒烟蔓草、断壁颓垣，犹足引游屐而动咏叹。人传事，事传人，呼之欲出，垂之久远者，予所谓天人作合之因缘也。”（《九峰近公传并序》）
    总之，唐英作为雍乾时期的著名督陶官，不仅在制瓷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文献编撰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张发颖主编．唐英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 00 8
【作者简介】陈宁（1983-），男，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编委，研究方向是陶瓷文献学、历史文献学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