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下五彩瓷之我说

百年釉下五彩瓷发展简述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资讯 本文刊发于《中国陶瓷》艺术版：釉下五彩瓷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应属政治家、实业家、湘西凤凰人熊希龄（清朝光绪翰林院编修，民国时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在熊希龄的倡导下，由文俊铎（光绪年间醴陵举人）实
施设立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中国最早的陶瓷学院）和湖南瓷业公司。培养了大批学员，这些学员组成了醴陵釉下五彩瓷创作发展的第一道风景线，包括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的金质奖《扁豆双禽瓶》。在他们的努力下，然后形成了在造型上挖掘中国历代古陶瓷造型；工艺上在充分理解高白瓷与釉下五彩原料性能的同时，创造出“三烧法”；装饰上，从中国画尤其是工笔画中找到了釉下五彩瓷的东方之美和如诗如玉之境界，加上来自以日本为主的外来文化的影响，此为釉下五彩瓷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方式为政治、实业加地域文化。
  第二阶段应是新中国成立后釉下五彩瓷得到重振。这时期主要围绕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需要，尤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需要而展开，如著名的“毛瓷”等礼品瓷设计与生产。在当时的政治春风中，釉下五彩瓷在规模
和质量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图1吴寿祺作品）
    第三阶段应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纷纷下马，私有制生产方式得到政府的承认与肯定，为多种形式的创作与生产规模奠定了基础，人们的创作思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自由，许多醴陵的工艺师、工艺大师纷纷外出就业，特别是到上海汉光集团的一批人，他们不但打工挣钱，而且带回了汉光集团带有学院文人风味的雅致如歌的设计和表现技巧，加上工作室制的全新生产创作结构，推动了釉下五彩瓷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第四阶段应是进入21世纪，世界当代艺术潮流的蓬勃发展，影响和推动了现代陶艺运动，艺术新思维的到来不能说是否定传统，却是对传统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方法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对釉下五彩瓷的创作设计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也距离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更近了。
釉下五彩瓷各阶段创作特征
    醴陵釉下五彩瓷之所以名扬天下，短短百年就贵为中国名瓷，首先得益于熊希龄的推动。在他的倡导下，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先后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使得醴陵瓷业尤其是釉下五彩瓷得以崛起。这时期，釉下五彩瓷的造型主要是对中国陶瓷传统造型的挖掘和借用，而装饰更多是吸收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在瓷业学堂，除r引进景德镇陶瓷技师外，还有部分日本技师。故可看到这时期釉下五彩创作的中外文化融合特征。这时期的最大成就是1915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荣获了金牌奖。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个时期由于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为后来的“毛瓷”和官用礼品瓷创作设计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机会。1955年，醴陵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其中贡献极大的林家湖先生，先后寻找、邀请了陶瓷行业的各种专业人员，特别是请出了当时健在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吴寿祺传授釉下彩制作技艺，培训学徒（图2林家湖作品）（图3 邓文科作品）。这时期在众多专业人员尤其是吴寿祺、林家湖等共同努力下，创造出釉下五彩的“双钩分水”法。这时期有成就的陶瓷艺术家是吴寿祺、林家湖、邓文科、熊声贵、邓景渊、陈扬龙、温月斌等。
  醴陵釉下五彩瓷创作的另一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末至今。随着改革开放，一些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中敢想敢干的专业人员，告别“铁饭碗”，走出醴陵谋发展。内外力量的交流和协力，也让外面的有识之士重新认识了醴陵，重新认识了釉下彩。这时期，文人、艺术家与工艺匠师间的紧密合作，出现了以上海汉光与醴陵釉下五彩工艺师之间的联手，使“双钩分水”法与文人思想进一步融合，形成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釉下五彩瓷的儒雅之风。这个时期最突出的陶瓷艺术家是上海汉光瓷的李游宇与醴陵釉下五彩瓷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等（图4陈扬龙作品）（图5熊声贵作品）（图6邓景渊作品）。
    21世纪初，发端于欧美日的现代陶艺创作风潮在中国兴起波澜，各艺术院校纷纷建立陶瓷艺术专业或学科探讨现代陶艺，现代陶艺及其创作思潮的到来，无疑让中国陶瓷的创作格局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洗牌”。这一时期的釉下五彩瓷创作队伍已不局限在醴陵范围，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陶瓷专家、画家（当然也有业余“玩票”的）纷纷介入釉下五彩瓷的创作。从近十年看，多元化的创作风格，特别是思维方式的交汇，对醴陵百年来的釉下五彩瓷原有创作与设计起到冲击与丰富的作用，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这时期对釉下五彩瓷创作思潮的推动并且较有成效的陶瓷艺术家有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尧、清华大学美院教授李正安、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远宏，本土的有陶瓷大师朱占平、徐建章、张小兰，工艺美术大师王坚义等，国外的有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岛田文雄以及在清华大学美院读博士的韩国艺术家林知恩等（图7温月斌作品、图8朱占平作品、图9徐建章作品、图10岛田文雄作品）。

我对釉下五彩瓷的理解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资讯 本文刊发于《中国陶瓷》艺术版：我到湖南工作近十年。这十年除了在大学任教外，我最主要的时间就是学习、研究陶瓷艺术和推动陶艺活动的展开。刚到湖南，在老朋友周益军的带领下来到醴陵。初期主要了解釉下五彩瓷的材料特征和技术规律。由于对材料和制作技巧的不熟悉，前四年基本上与创作无缘。原因很简单，按照他人的方式思考和制作，都不是我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我所理解的创作，是本人应有一套独自的、完善的思考方式、表现方式与制作技巧，应是对传统釉下五彩瓷创作方式与制作技巧的丰富。2004 年，我在南下海南岛过春节时到了文昌。得知此为宋氏三姐妹的故乡，顿时我对釉下五彩瓷创作似乎有了领悟：纯洁高雅的釉下五彩瓷，就应该是“瓷中美人，人中国母”，美人不仅外观养眼，而且内在修养与气质润心，这种感觉成为我以后创作釉下五彩瓷的灵魂与标准。
  在海南过完春节返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醴陵做我的《生命颂歌之稗草》系列，这是我平生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釉下五彩瓷创作。在对作品的思考与制作中，我发现不同瓷土与陶土的性格不同，风度也不同，在此基础上去做造型方可达意（不管它是立体的、平面的、器皿的、雕塑的），我的画面装饰应像不同人群对衣着挑选不同一样，才有效果。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他挑选服装一定会先看自己而不是模特，然后才是服装的款型、材料、工艺。我必须寻找自己的长处，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和制作技巧，又能把握好釉下五彩瓷的基本韵味及其表现力。我在找寻的过程中发现，从古至今一百年来，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技巧大多来源于中国画，不管是工笔、写意还是工兼写，较少涉及色彩中的冷暖关系。这让我坚定了在水彩画中找韵味，在油画中找色彩，在自己的喜好中找表现形式与技巧。于是我多年油画的制作技法成了最佳财富。我从小就不喜欢随波逐流，现在创作的方向确定了，可以在创作中充分实现自我了，这种感觉非常幸福。一时间，我喜欢的画家八大山人、徐文长、范宽、莫奈、梵高、修拉等时时与我相伴，我在弘一法师的书法和生活方式中找到了釉下五彩瓷创作基本意味与构图方式；在印象派画家的色彩中，找到了色彩与表现技巧；在生活与自然界中，找到了把宏观变微观，把常人眼中不见之物作必要的放大，让自己的心灵充分透明，让创作在自己的喜好中进行。这时候的我身心愉悦，再也不需去争是非，抢名利，我只须静养心灵，与自然、生活、材料、形式等为友即可（图11张尧作品）。

釉下五彩瓷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醴陵陶瓷的产业结构、社会需求、营销渠道和从业人员的变动，为新一轮的釉下五彩瓷创作高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许多外来的有较高艺术造诣和理想的艺术家，他们需要学习当地工艺大师对材料与工艺技能的掌握技巧，而当地有远见的工艺大师则需要向外来艺术家学习创新意识与表现形式，两者相得益彰。纯艺术创作的精品，受众为社会中的高端人群，更易顺利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并可名载中国陶瓷艺术史。艺术家、工艺大师作品进入拍卖市场的要素是：1.有较完整的个人风格；2、艺术家本人有较大社会影响力；3、在专业与文化界有相对应的地位（图12张小兰作品、图13李正安作品、图14远宏作品）。
    醴陵的侧重传统创作方式的工艺大师，他们基本上维护传统的釉下五彩瓷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技巧，对外来的新思维、新形式、新技巧有一定的理解误差甚至抵触情绪，但由于他们中大多为陶瓷世家，世代以此为业，在市场上有相当的受众，他们的作品组成了釉下五彩瓷较长期也较稳定的一块——工艺美术品。受众为社会中中高端人群。
    由技术工人为主体的手工或机制的大批量产品，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第三道风景线。这个产业在为大众服务的同时，也维持从业人员的生计与利润，所以这部分产品，必然顺应大多数社会受众的常规生活，并且以量取胜。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产品，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有需要，因此，最终推动釉下五彩瓷创作、生产的真正动力，是除了专业人员努力之外的社会发展与进步。
    （作者系湖南省美协陶艺委员会主任、湖南工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导）    责任编辑：蒋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