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六十载 结谊半世纪-两大师笑忆似水流年

张松茂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今年72岁，隐居黄山已有10多年了，平时很难得回景德镇。他所进的房子，是比他大12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的寓所。

近年很少在景德镇，张松茂之所以能够如此无需思考，准确无误地找到王锡良的寓所，是因为他每次回景德镇，都会来看望一下王锡良，哪怕大年三十也一样。

王锡良与夫人坐正在厅堂看电视，见张松茂登门，连忙起身迎接，互称老师地作了一番亲切的问候。大家落座后，王锡良让家人关了电视，并沏上了几杯茶。

两位大师此次谈的是开心的往事：自小便是邻居，后来都因艺术成就比较突出先后进入陶研所变成了同事。在从艺六十余载的历程中，两人的友谊逾半世纪。

当天，记者有幸随行，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自小便是门当户对好邻居

王锡良的祖籍是安徽黟县，因为出生在景德镇，所以儿时的故事要稍短一些。

王锡良的父亲是位瓷业工人，在旧社会替人看色（选瓷），因为比较清闲，所以就经常赌博，不太顾家。王锡良的母亲是乐平人，虽然不识字，但非常能干。她一共生了14个孩子，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不停地生育中耗去。

王锡良家住厂前，也就是现在的御窑厂门往东门方向的转角处。老人小时在“厂前小学”读公学，成绩很好，但其母认为，应该学一门手艺，今后才能有一碗饭吃，所以提前辍学了。

张松茂出生在波阳（现鄱阳县），来到景德镇与其祖父张庆才是分不开的。张庆才一直都是在景德镇洋货店做管事，期间也挑过坯、拖过板车，并因此而认识了当时的陶瓷名人“珠山八友”之一刘雨岑，也正是这位名人影响了他一家几代的人生活。

1930，张庆才因躲避战乱而回到波阳做引起小生意。在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张庆才将儿子张德生送到景德镇跟刘雨岑学画瓷器。张德生三年艺成之后，留在刘雨岑处以画瓷为生。张松茂5岁那年，母亲撑着竹筏带着他和哥来到景德镇，投靠生活有所稳定的父亲。

来到景德镇之初，张松茂一家租住在詹家弄，父亲画瓷器，母亲则替人浆洗衣服，贴补家计。6岁时，张松茂便进了江家弄的“保民小学”读书，但因两年后母亲患病去世，家庭生活发生变化而辍学了。

张松茂在9岁时便进了当时的卷烟厂，学卷“难民烟”。后来因为父亲独立门户使生活有所改善，所以又重新进了学堂。张松茂的父亲是填彩的，兄长是艺专的高才生，负责构图，但两人无法完成整套工序，而请人又不合算，所以他主动提出辍学搞图案。

事情非常凑巧，张德才开店时认识了一位胡姓商人，他是浮梁县县长的哥哥，自己长期在外地从事陶瓷经商，留下一栋面积很大的空房，便借给了张德才住。胡姓商人的空房在御窑厂对面，也就是现在的新跃广场处的一条弄巷。

就这样，王锡良与张松茂两家居住只隔一条马路，相距百米左右。

同因艺术成就突出成同事

王锡良学艺的师傅就是亲叔叔王大凡。王大凡是“珠山八友”之一，14岁时便从安徽黟县来到景德镇学徒，他小时候读书不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因为这些经历，所以王大凡尽管气非常大，但非常谦虚，而且非常开明。

不只是陶瓷艺术，王锡良在为人处事方面也秉承了叔父的优良传统。谈及60余年前的学艺，老人不时地挥动着那双曾画过无数精品佳作的手，言语中始终带着谦虚。他觉得，自己只读了3年书，对后来所从事的极需文化底蕴的陶瓷绘画艺术来说，属于先天性不足，但他感觉自己的机遇很好。因为在他七八岁时，市内就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美协的陶瓷研究社，后来又成立了“月圆会”（珠山八友）。叔父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之一，所以他能得以经常出入于这个名人荟萃的地方。用王锡良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看这些名人作画，便吃好了“第一口奶”。

解放后，王锡良进了当时的陶瓷工业研究社。1954年，陶瓷研究所成立，他又进了陶研所。对此，王锡良始终称是与叔父和其他前辈的庇护有关。张松茂在王锡良回忆时始终都是侧耳静静地聆听，但一听到这一介绍时却忍不住打断了话题，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王锡良年轻时便非常有名气。

王锡良进陶研所时，张松茂仍在陶瓷美术合作社。在这里工作时，“苏联经济文化成就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张松茂作为青年骨干，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参观对张松茂后来的人生都起着巨大的影响。他看到了一幅名为《政权属于苏维埃》的没画，第一次发现原来美术还可以如此表现：大厅内立体逼真，人物个个神态不一，特别是在楼顶灯光的照耀下，色彩层次分明。

当时，张松茂并不知道光学、透视学等美术专用名词。回到景德镇后，他用新彩的方法临出了一幅油画效果的瓷板画《政权属于苏维埃》。这块瓷板画立即引起全市陶瓷艺术界的轰动，后来又得了全国大奖，为在幼时便因画体育赠品而与王大凡同获全市陶瓷美术装饰甲等奖的张松茂，第二批进入陶研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艺术相助政治相护做朋友

在陶研期间，王锡良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国家要组织一批艺术陶瓷去民主德国等国家巡回展示，并派出了祝大年、高庄、梅健鹰等一批顶级精英，对景德镇的艺人进行辅导。这些名家来后带来了剪纸，但老艺人不屑一顾，说都是些“鞋样”，不如景德镇的瓷画好，能画出“阴阳光”。老艺人的“顽固”引起了高庄的“愤怒”，但梅先生非常温和，他开课为大家讲素描。年轻的王锡良认为梅先生的课对自己很有用，所以学得非常认真。

这批货完成后在北京美协搞了预展，王锡良有幸去了北京。北京美协汇聚了一批美术界的名人，这些人有真本事，但他们仍然觉得理论知识不够，天天晚上在一起学习。这让王锡良大开了眼界，他在那里懂得了透视，知道了写生。

回到景德镇后，王锡良成了第一个写生的“红店佬”，他写生所画的《莲塘风景》、《采茶捕蝶》在《江西日报》等刊物上刊发了，并引起了好学的张松茂关注，成了忠实的追随者。一次在婺源长滩写生时，张松茂发现王锡良居然直接在宣纸上写生，也学样画了一幅水车风景画，此画当时就得到了王锡良“咯个仔俚有进步”的表扬，后来还在《井冈山画报》上发表了。

张松茂比王锡良年少，在艺术上始终把王锡良当作老师，但当时因政治表现较好，一直担任美研室的支部书记。文革最激烈时，两人都因省革委要画一个革命长卷在南昌写生半年而逃过了劫难。在他们回来时，有人却提出要批王锡良，但却被张松茂用“缓兵之计”拖了过去，不久这场运动便平息了，王锡良也因此而得以“平安”度过。

王锡良不只是艺术上帮张松茂，其它方面也全力维护他。因为陶研所个别老艺人对张松茂加工资有异议，说他只会釉上不会釉下，但这时王锡良却道出了张松茂的种种成就，力主“他不加工资说不过去”，为他争取利益。

还是文革时，有一位领导想整王锡良，说他只会画，如果不给他瓷胎，他画匣钵去？听了这话后，张松茂立即予以的反驳：如果不生产笔墨纸，全国那么多画家又画什么？

回忆节选：

婺源写生“游西湖”

学会写生后的第一年春节，陶研所按惯例放5天假，王锡良、张松茂、王恩怀等人又请了几天假，一去到婺源去写生。

他们住在一家私人旅社，晚上王恩怀因解手找不到厕所，便向东家打听。结果东家反复地示意他用夜壶，因为方言说尿壶听起来有点像西湖，所以大家听后都忍不住笑，说“我们是在婺源写生，怎么又到了西湖？”

旧城写生夜宿渡口

有一年国庆节，王锡良等人又相邀去旧城写生。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所以大家在放假的头一天晚上9点便启程去旧城。

当大家背着画夹步行了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的旧城边上。但因为当时旧城没有桥，通过时必须乘渡船，而渡船到了晚上便停开，大家站在岸上扯着嗓子叫了半天后，仍没人理会。于是几个人不得不在渡口露宿到天亮。

王锡良写生遇老虎

建国10周年，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建成，有关部门决定让景德镇画一幅《井冈山》瓷板画装饰，王锡良应命前往写生。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井冈山没有车，王锡良写生全靠步行。他带着干粮在山上总共呆了十多天，期间遇到了靠摘野果为生的流浪汉，最为可怕的是，他在山上还看到了老虎慢慢地从远处走过。

张松茂带幼子写生

文革期间，省革委会从省美协和景德镇抽调了一批艺术家，决定画一幅包括黄洋界、茨坪、三湾等革命圣地的江西革命长卷。

在接到这个任务时，张松茂的爱人因为子女多而无法照应，于是他便带着几岁的次子张晓杰去了写生点。每次出门前，张松茂便买好一些零食交给旅社服务员，嘱咐一定不要让孩子下床，自己则心系两头去出门写生。

王锡良推板车卖书

文革期间，陶研所曾解散过一段时间，王锡良被分到文化局下属的展览馆。这个时候，王锡良不能画瓷器了，只是时常画些纸画。

但这种情景不长。当时有一位领导对王锡良专心从事艺术的作风不太欣赏，说他“只管埋头拉磨，不抬头看路”，把他调到新华书店去了。在新华书店时，王锡良不是坐店，而经常推着板车，沿街走巷上门去卖书。

田汉为两人写绝句

在“人民公社好”时期，王锡良和张松茂从波阳写生回来后，以文化、劳动、休息等为内容，着手画一套四块的大屏风。

画这幅画时，被来景德镇参观的田汉看见了，他即兴为两人赋了一首诗：春播归来夕照斜，坡头着意种桑麻。艺人珍重生花笔，先为农业后及他。这首诗后来发表在《景德镇报》上，王锡良至今仍然记得其中的句子。

开明的领导潘承秉

此次回忆，王锡良和张松茂两人都多次提起当时的陶研所副所长兼美研室主任潘承秉，说他是一位内行、开明的好领导。

潘承秉本人是学艺术的出身，也非常有领导艺术。每次大家请假出去写生，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批准。大家写生回来后，他又会腾出地方让大家将作品进行展示，并会给予“这些人写生很吃苦，大家要学习”之类的鼓励。

躲避战乱仍然爱美

王锡良从事陶瓷艺术时正值抗日时期，当时他几乎是飞机来了就放下笔躲避，飞机走了又重新干活，但避难时也不忘爱美之心。

王锡良说，当时笔可以不要，但会带上拿在手上做样子的茶杯、笔筒等物。当时非常流行一种瓷质戒指，上面有山水画，也有洗的个人小照片。在避难时，大家躲在防空洞里提心吊胆，但他却喜欢拨弄着瓷若自我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