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神筒   三重境界

      ——刘超鸿瓷制雕塑笔筒的儒、道、释精神

【刘超鸿简介】刘超鸿，字林益，号森鸿，1938年生，江西泰和人，教授、雕塑家。1962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雕塑专业（本科）并留校任教。个人作品颇丰，成就斐然，以雕塑瓷筒享誉海内外，被誉为“东方神筒”。

刘超鸿的座右铭：求天人合一，寻矛盾发展，悟诗情画意，领时代风骚。

     1993年，著名和平人士，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参观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教师作品陈列馆时，在众多的作品中惟挑中了一件堆雕大笔筒《陶渊明诗意·归去来兮》予以珍藏，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正是刘超鸿教授。

     深雕细刻之于瓷制器物本就不适宜，而于小小笔筒之壁进行，其难度可想而知。自明晚期瓷制笔筒出现，并在清代大兴之后，其装饰方法始终以彩绘为主流，雕刻笔筒几乎完全成为竹、木雕大行其道的舞台。凭借传统技艺和学院知识相融合的深厚功底，并在景德镇雕刻厂、家具厂从事数年竹木雕创作，刘超鸿并不因其难而有所畏，屹然选取了这一极具东方文化韵味的器物作为主攻方向。在进行雕塑笔筒的创作时，即便是技艺超群的刘超鸿亦绝非立刻得心应手，经过多年的深入探索和艰苦实践，才逐渐形成了自已独特而高雅的艺术风格，并在技艺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他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终于成就了业界和收藏界凝神瞩目的一代神品，被人们誉为“东方神筒”。刘超鸿作品展现的优美形象、精湛技艺、深邃内涵、东方神韵，由目到心，直达每一位欣赏者的心灵深处，并唤起强烈的共鸣和感悟，完美地诠释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包容着儒、道、禅三重文化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以儒为魂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笔筒历来是文人墨客案头摆放的赏玩之器，儒雅气息是其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也是其美学批评的最重要尺度。即使是今天，笔筒如不能体现高雅清洁的儒家风范，则流于庸俗和粗陋。而令我们欣喜的是，尽管刘超鸿笔筒作品型制和工艺已经有了许多的革新和深入的发展，具有了比古代笔筒更为强烈震憾的视觉效果，但这一核心特质仍非常鲜明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特质的存在显然与刘超鸿个人的儒雅气质有关，与刘超鸿交流，其在不经意间即随口吟出的唐诗宋词，清晰地传达着其对古典文学的执着嗜爱。多年的饱读诗书使天命之年的刘超鸿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自如的把握，并将这种素养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作品之中，于是我们得以有幸观摩到许多气宇不凡、高洁典雅的神来之器。

从题材的选择上，代表儒家文人清高质朴品格的“岁寒三友”、“四君子”和“高士图”等显然得到了刘超鸿的格外偏好。松树成为刘超鸿笔筒作品中最常见的装饰题材，或突立于山水之中、或盘绕于筒壁之上、或清立于高士之侧，并且大都通体施白釉以表现雪松之景，意喻刚正不屈的士人气节。作品《黄山迎客松》即是此类松树作品中的代表作。整件作品以黄山迎客松的完整写实展现为主体，鳞状树皮和刚劲针叶均刻划细腻逼真，具有稳健厚重的质感美，象征文人凛然气质，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双龙松》、《松风悠悠》、《李白诗意》……等等，均为此类雪松作品，另外还有一批黄釉和绿釉松树作品，其作品的高洁神采同出一辙。其他如梅、菊、竹等在刘超鸿作品中亦比比皆是，如作品《梅花香自苦寒来》，通体施黄釉，老桩嶙峋、枝干挺劲，朵朵梅花迎春绽放，鸟鸣其间，清心悦目。高士人物如陶渊明、杜甫等儒家隐士亦是刘超鸿喜爱表现的题材，并且常有意放大其形体，凌于群山、驾于众树，形象伟岸，寄托作者效仿名士、不逐名利之博大胸怀和气度。

诗词在刘超鸿的笔筒作品中显然是极少缺席的重要部分，在作品主体之外的另一侧，刘超鸿总是习惯性地刻上与主题相契合的古典诗词，通常用篆体，使其具有显著的金石韵味。这一传统作法分明地显现着刘超鸿作品始终如一贯穿的儒家文人思想理念。无论刘超鸿的作品在艺术上走的多远，这一根本都将紧紧跟随，这就是刘超鸿作品的识别码。

由于有了这些构图上和内涵上的文人化倾向，于是我们便清楚地感觉到刘超鸿作品透露出的一种“士气”或“书卷气”。刘超鸿常说，在创作中要“悟诗情画意”，正是这种气息使得刘超鸿作品折射出一种明显的人格魅力，一种脱俗的不为名利所左右的化境。

以道为境

儒道互补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根本，而在艺术意境中，更多地讲求的是自由脱俗的道家境界。刘超鸿对陶瓷材料半个世纪的摸索，历经坎坷，对于泥、火、水三重物质的把握已然臻于化境，完全摆脱了物的束缚，得以随心地表现自已内心的艺术诉求。我们从刘超鸿对形象的自由塑造、对材质的灵活控制、作品显露出的自然真美中，分明地感悟到其已达到“乘物以游心”的最高审美境界。因为其超脱于功利之外的思想境界、因为其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刘超鸿的作品绝大多数为独创孤品，是不可复制的神器。

美是超越于技术的自由表现，创作者如果能控制物甚至忘却物来创作美，达到一种精神的愉悦，就可以保持自已的人格，而不为物所支配。历来瓷制笔筒为圆形或方型制式，而刘超鸿的笔筒早已不拘泥于传统型制，使笔筒形制为艺术形象和主题精神服务。如作品《漂流》，全器已难看出其为笔筒，通体堆雕自由翻腾的惊涛骇浪，而在急流中，少女与孩童自由地在水中嬉戏，海鸟在飞翔，充分地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自由不仅表现在器型上，在装饰技法上也表露无疑，刘超鸿堆雕、镂雕、捏雕等各种雕塑技法无一不精，黄、蓝、白、绿等各种色釉亦丰富多样，应主题表达需要随心而定。

诠释天人合一境界的作品刘超鸿创作了许多，体现着真与美即人类的真实情感。天然之美最为广泛地表现在大自然中，刘超鸿有不少山水笔筒，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表现传统山水意境的作品，如《醉翁亭记》、《白居易诗意》、《唐人诗意》等，表现的是传统士人隐逸山林、超脱尘世、寄情山水之间的情感；另一类是表现真山真水的作品，浑然天成，体现着不虚饰不做作的真实的美感，如《泰山南天门》、《版纳傣楼》等作品；最有特点的一类，则属表达爱情的山水作品，集中地体现了人类自然无伪的真实情感，如作品《庐山恋》，通体堆镂庐山“纵览云飞”石刻周边景观，但见群松繁密、云雾氤氲，两位青年男女相依树下岩上窃窃而语，意境优美而恬静，表现出一种“法天贵真”之境。除山水作品外，表现大自然花鸟自由生长歌唱之美的作品也有很多，处处体现着自然真趣之美。

刘超鸿毕生孜孜追求的艺术境界——“寻天人合一”，在其作品的超脱自由、和谐自然、真情天趣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这种对材质、构图、情趣的全面自如的把握使刘超鸿作品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感人魅力，完全超出了任何羁绊，逍遥遨游于艺术天地之间，虽然其从不以追名逐利为目标，但其笔筒艺术成就走在同类作品的最前列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实现了其“领时代风骚”的理想。

以禅为意

禅宗思想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唐以后，与儒家、道家审美理念相融，成为中国艺术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刘超鸿的作品来看，这种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刘超鸿笔筒作品中有不少直接表现佛教题材，如各类佛教人物。作品《丝路花雨》即是其中的代表作，整件作品堆塑浮雕、施黄釉而成，表现了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飞天形象。佛教中，飞天的任务是在佛国中散发香气，为佛献花、献宝，奏乐歌舞。作品中飞天形象婀娜、长袖飘浮、反弹琵琶，在云遮雾绕中翩翩起舞，令人观之，精神远游、心灵栖息。刘超鸿还有一些作品展现了隐于山林之中的佛教建筑。当然这种佛家形象、建筑等只是刘超鸿作品呈现出的一种禅意表象，禅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完全渗透至其作品创作的思想理念中。

清洁无尘是禅意追求的最高境界，观刘超鸿作品，大多数作品均以一种色釉为主调，许多作品通体只饰以一种色釉，给人以整洁素净的审美体验。特别是大量的白釉和影青釉作品，营造了一种素雅圣洁的艺术氛围，仿佛能净化人的心灵，观其作品能使人在工作学习之余，消除烦恼，平和心态。

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等等，都是禅宗的追随者，禅宗讲求将思想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达到诗画境界。刘超鸿在其作品中刻提的诗句许多就是富有禅理的禅诗，体现禅宗缘起、空灵、圆融等各种思想，使作品清净入定的禅意更加浓厚，也许正是这种禅意激发出刘超鸿无限的创作灵感。

以有限的时空创造无限的意境和审美体验是刘超鸿作品禅意的又一重要体现。刘超鸿作品展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无不体现出主体的内心感受和直觉体验，是作者用心感悟、出自本心的结果，令人产生无穷遐想。禅宗讲求大小不二，即各种事物都是平等的，刘超鸿在创作理念中所提出的“寻矛盾发展”正与此相契合。雕塑作品时，需要用到许多材料，而在布局时也需要顾及远近景等等，这些大小作用不同的事物就产生了矛盾，而刘超鸿对每一创作要素都认真对待，精心安排，使其巧妙地融合为一体。

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总之，禅理禅义的贯穿其中，使刘超鸿的作品展现出一种“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意境，并与儒家的士人气质和道家的自由精神相融合，成为刘超鸿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形象联想的凝聚物，同时又能使欣赏者能在联想和想象中驰骋心灵、艺术再造。

余论

    刘超鸿作品的三重境界是有机的艺术整体，只是在具体作品中显现出不同的侧重，将其析分出来仅仅是为了便于更加直观清晰地把握刘超鸿作品的艺术风格。当然，刘超鸿陶瓷艺术成就远不止于雕塑笔筒，其在圆雕及其他器物如砚台等的雕塑方面亦成绩斐然，其亦工于瓷板画，悠远意境和彩墨技法与其笔筒装饰的卓而不凡一样独树一帜。学无止境、艺海无涯，齐白石九旬时尚笔耕不缀，张大千七旬时方迈入艺术高峰期，相信厚积而薄发的刘超鸿在艺术的道路上仍将继续攀登、渐行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