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官窑》并不是取材于史有所载的人事,而是源自当时现实的“故”事新编,就像胡适对于历史小说的评述:“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这里所说的“事实”,就是人的作为、言论、生活状况等,即所谓的“形”。这种“似历史而非历史”之“形”就是历史小说似史真实的重要部分,以此来显示似史的人物情操和时代精神,即所谓的“神”,以形写神,来构成拟实的小说艺术。
《最后的官窑》以景德镇600多年的皇窑生产为事实依托,以景德镇的“珠山八友”为人物原型,在情节、人物大量虚构的前提下,使作品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精神一并具有似史的真实。
比如《最后的官窑》中写大清皇窑厂上下千年,盛名传于天下,特别对于1885年的那次西洋巴黎参展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中国的史传文学从《左传》开始便“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代言”、“拟言”亦为虚构,正是这种虚构使得《左传》史有诗衣,《三国演义》“能于历史事实之外,加入许多小说的材料”;是成为古代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与历史本事有不小的距离,又很像历史本事,是历史小说似史特征的超越空间。《最后的官窑》正是这种似史的意象特征给了创作的超越空间,作者利用这种超越空间构筑既像历史又超越历史的小说意象,美历史之美,丑历史之丑,展示种种历史人物和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认知。 ·
《最后的官窑》作者吴昊认为:这是首次揭示古代皇族官窑的古老秘闻,首次全景式讲述陶瓷古镇的传奇故事,以及首次书写中华民族瓷业的爱恨情仇,从官窑的角度讲述民族气节和民族辉煌,所以,在《最后的官窑》中,作者有意向我们展示的是皇窑的神秘、庄严、气派、神圣以及景德镇特有的繁茂的商品经济,走在景德镇的街道上,迎面扑来的精美瓷器集于景德镇的印象,把对景德镇千年瓷业的赞美内化为活生生的审美表达。(作者为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