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胡景文 教授 高温颜色釉金鱼
了了亭·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摘要:瓷瓶“似坐着,又似立着。”什么东西像坐着又像站着?这不是谜面,而如写真,想来想去也只有是瓷瓶了。
{原文}说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我们难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太亲切了。抛开 CHINA这个英文词不说,瓷器对我们依然意味着中国。在闭塞得不知有汉的乡村,农家仍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面;国家领导接见外宾的会客厅的角落,也端立一人高的彩绘工艺瓷瓶。
瓷,无法言说,首先颜色就无法形容。唐代的瓷器首推“越窑”,地址在今日浙江上虞、余姚一带。陆羽的《茶经》曾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先生的意思是“邢不如越”。邢窑是唐代北方瓷器另一产地。就颜色讲,所谓“越瓷青”被唐代诗人写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用古玩家的术语叫“越窑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一批青瓷,被认为是“秘色瓷”。人们看到,“秘色”莹润宁静,像潮水又像山包,委实不好讲。同样,宋瓷五大窑中艺术水准最好的“汝窑青瓷”,胎质细洁,釉面纹片如鳞,似云母天青。
与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瓷器所包藏的精神因素更多。从表面看,唐瓷恢宏富丽,宋瓷静寂幽玄,元瓷阔放质朴。但瓷器的内里,仍有更深重中国式的含蕴存焉。于是,我比较留心叙说瓷器的诗文,诸如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史》这样的专著阐述。最近以来我读到过两首诗,都是写瓷器的,均属上品。一为台湾诗人覃子豪的《瓶之存在》,另一为辽宁诗人柳沄的《瓷器》。
覃子豪说瓷瓶“吸纳万有的呼吸与音籁在体内,升华为灵,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
瓷瓶“似坐着,又似立着。”什么东西像坐着又像站着?这不是谜面,而如写真,想来想去也只有是瓷瓶了。覃说,瓷瓶“似背着,又似面着。背深渊而面虚无,背虚无而面深渊。无所不背,君临于无视,无所不面,面面的静观。”这说得依然玄妙,但一想瓷瓶那种样子,的确是这么回事。因为,它“不是平面,而是一立体。不是四方,而是圆,照应万方”。然而,瓷器更多昭示于美。它“典雅、古朴如音。光焕。新鲜如昔。静止如一,澄明如一,浑然如一。每一寸都是光,每一寸都是美。无需假借,无需装饰。”
瓷瓶在这种意义上很像中华民族的历史。惟其静止浑然,便永远新鲜如昔,而无需假借。国人的传统,使他们的的确确无需假借什么来延续或张扬自己的生命力。瓷瓶从一开始就自信着,它“自适如一,自如如一,自在如一,而定于一”。我们的许多不适或悲苦,差不多在于没有“定于一”。然而从远处看,中国的历史则如瓷瓶,“寓定一于孤独的变化中,不容分割,无可腐朽”。这便是瓷瓶作为一种精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因而它可以“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我们惭愧了,不敢也挺不出这样自在自如,至多是投注目光于瓷瓶,使精神相联。
柳沄的诗《瓷器》,是通向瓷器的另一条路。他说,“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是那些精美的瓷器。我们任何一次失手,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在这样的诗面前,我默然了,面面相觑。读者被拎起来,扔进了瓷器里面。“在此之间,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坠地时又将尖叫释放出来。”“但在另一种意义里,瓷器坚硬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它们更喜欢呆在高高的古玩架上,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许多时候,我不忍回首,那样它们会走动起来。”此时,生命招手让你过来,逼你看它具有的更富生命力也更脆弱的那些领域。
瓷器是什么?它就像著名作家勒内夏尔说的,“在法兰西的高地上,一片细小的燧石从地上跳了起来,勉强地被我们握在手中,它在我们的记忆里燃起一星萤火,它是永远耀眼永不熄灭的晨曦之核,它是高贵的红晕和高扬的面颊。”在我看来,中国瓷器不像法兰西高地的燧石那样耀眼眩目,它细洁莹润,更包容自在,但不排斥锋锐。它用更为寂谧的光,透射中国式的精神,晕染着我们以前和以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