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的生态政治

  我一回到景德镇，就发现这座城里的很多人在忙着张罗一个叫“檵花节”的活动。
  景德镇有个生态园，里面据说有30万棵白花檵木，据说这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很高，现在景德镇有企业声称要用最生态的手段开发利用这种植物——显然，这仅仅是官员、技术型专家和投资家的联盟。它的主题应该不在如何保护生态，而在如何利用生态。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再自然不过的社会街景，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对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顾忌，还仅仅停留在“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平面上。
  一瓷二茶三生态，景德镇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值得称道，与它的工业经济发展迟滞有关。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经济的欠发达导致了我们的环境处于一种原生态状态，这种原生态对于商业社会而言极富经济价值，对这一价值的开发与攫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失落掉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
商业时代的生态政治，最大的命题也许就是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中如何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现阶段中国社会对GDP有着图腾式的热爱与强调，它成为我们衡量经济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也在政治上呈现出它的一致性，这个词被各级政府高度赞颂，甚至制度化。
  1971年，时任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布伦特兰女士首创“可持续发展”概念时，就有人担忧它会成为“可持续增长”的替代物而搅浑人们的认识。事实表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方，它简直就是应验不幸的谶语。

（二）

  1920年，一位叫威廉·卓别林的美国记者来到了景德镇，他在一个6月的黄昏乘船进入景德镇时，让他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一根根正在吞云吐雾的烟囱，“我数到78个黄色的大烟囱，而这只是景德镇烟囱的一半，据说，在它最繁荣最鼎盛时曾经有好几百座瓷窑。”
  1984年，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时，同样对这座城市林立的烟囱感到触目惊心，它们喷吐的乌烟瘴气遮蔽了景德镇的丽日蓝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人介绍说：在江西的11个地市中，景德镇人口密度最大，污染最严重。
  1997年，当时的常务副市长许爱民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的专访时谈到，一个下榻莲花塘合资宾馆的外国客人曾经奉承说：景德镇的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主管工业的许市长闻此言并不开心，他说当时正是景德镇陶瓷业遭遇萧条之时，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
  2004年，我以一个旅居者的身份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出没，同时也有机会在台下聆听市委书记、市长许爱民的报告，在景德镇获得省级卫生城市之后，这位主政官的自豪溢于言表。此时，景德镇曾经林立的烟囱大都不复存在，它的地平线似乎因此而更为开阔。
景德镇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早遭受工业污染的城市；景德镇的森林覆盖率至今还高达60%以上，但也正是曾经更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为瓷器生产提供了最原始的燃料……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冤家”，在景德镇纠缠了成百上千年，长期以来，景德镇人一直都在二者之间玩平衡。

（三）

  每次过瓷都大桥，我都习惯性地向桥的北面看，我认为，这是穿城而过的昌江目前保持最完美的河岸，我很担心，这样的景色恐怕很难逃过开发商的慧眼，类似的原生态，往往会在“亲近自然”的幌子下为某个楼盘增不小的值。
  景德镇人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岸”呢？
  长沙市近郊的开福区，是湘江、浏阳河和捞刀河的交汇处，所以每年汛期来临，这一河流的尾闾地带就成为长沙的洪涝重灾区。为了根治这一隐患，长沙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开发性治理”的思路，就是通过房地产开发，将治理河流积涝的问题转嫁给开发商来完成。
针对这个思路，有反对派认为“开发性治理”计划只会加重湘江水系的污染状况。
  参考德国“埃姆舍国家河流公园”的设计，那位反对派建议政府考虑实行封河育河、自然还原的生态治理原则，沿岸临江50~1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人工化建设，特别是禁止开发一些所谓“江景房”的房地产项目，撤除沿岸所有的人工硬化河堤、河坝等水利构筑件，让两岸生物有个自然生长、恢复原生态的过程。
湖南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评论这个建议是“书生意气”，这位官员认为，在发展经济的高速路上，类似环境这样的因素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牺牲，“西方国家交过这样的学费，我们也得交。”
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