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也慈善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资讯 本文刊载于《瓷器》杂志：9月24日，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次陶瓷精品拍卖活动。
  景德镇残联和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景德镇市残疾人陶瓷精品展暨慈善拍卖会”，于2011年9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国粹苑举行。活动中，景德镇陶瓷艺术领域多位大师及众多优秀残疾人陶瓷艺术家的数百件陶瓷艺术品先展览、后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捐给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成立“景德镇市残疾人陶瓷艺术发展援助基金”。

（一）

  江西11个地级城市中，景德镇有两项统计数据名列前茅，一项是居民个人储蓄额，一项是私家车保有量，这说明景德镇人还是很有钱的。但同时，景德镇的地方经济统计数据并不很理想，有些甚至排名靠后，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一些景德镇人在城市贫困线上挣扎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造成城市贫民生成的原因很多，因残致贫，是很明显的一条。
从这个背景上看待景德镇残联的这次活动，我们可以解读到两层意思：一是一部分景德镇残疾人自强不息、通过艺术陶瓷创作自立的事实；二是这些人对社会上那些还不能自立的残障人士施以援手，前者是精神层面的，后者是物质层面的，都很重要，都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这次活动的背后，还有另一层角度的思考，那就是景德镇那些先富起来的大师们该如何反哺这个社会。
  这次活动中，王锡良先生的一块瓷板拍了25万，周国桢先生的一头羊拍了16万，两位大师的作品都是无偿提供给残联的，我们因此有理由向两位大师致敬——2004年5月，景德镇一位叫小昭的孩子惨遭割喉，惨案发生后，周国桢先生曾致信《瓷都晚报》，呼吁尽快成立民间慈善机构。
这位老教授当时提出了一个让政府和社会都感觉尴尬的问题。
  民间慈善机构的主体是什么人？我们的眼光估计会不约而同地转向那些富裕的人们。社会学家认为，富人在致富的同时应该把一部分金钱拿出来回报社会，从而加强整个经济社会的道德建构，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遗憾的是，这样的认识还仅仅见容于知识阶层，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为集中表现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在那场灾难中，中华慈善总会接收到的捐款数额不足800万元人民币，而且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
  有观察家指出，富豪们之所以不愿意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与目前体制上的种种限制有很大的关系。
在景德镇投资建设中国陶瓷城的香江集团，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能设立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但按目前的政策，如果他要设立一个私人的基金会，他就必须在去民政部门登记之前，先找到一个主管单位，如果没有主管单位，那就只能将基金会登记为企业，这样就需要按照企业的税收规定进行纳税。
民政部门可能为了便于管理而采取的这种规定办法，从客观上阻碍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发展——因为这一政策基本上决定了基金会的主办只能由政府垄断。

（二）

  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一家时装杂志社做首席摄影师，北京国际车展时，他被派去拍车模，被大家起哄说领了一美差，不想这位仁兄不仅坚辞不就，而且还狂开粗口，不为别的，只为有人太有钱他受不了那份刺激。
  中国人在奢侈品市场上的出手阔绰已经有些全球皆知的意思了，国际顶级商品的经销商几乎都将北京、或者上海定为自己的下一站……
  少数国民强大的购买力是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稍有脑子的人都不会对此给出正面的回答。真有必要提醒那些兴奋的富人，在你们挥金如土的同时，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在为自己的温饱拼命……贫富悬殊是中国目前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制度上入手，世界各国竭力控制基尼系数攀升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陌生。
有媒体曾经披露，在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大军中，工薪阶层占据着主要部分。
  有经济学者曾经解释说：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也是工薪阶层，但他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分配是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工薪阶层却主要的是中低收入者，我们的收入分配呈金字塔状，穷人多，富人少……所以，我们征税的关键是能否征收到富人的个人所得税，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挫峰填谷的作用，将基尼系数降到社会稳定需求的数值上来。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好，我们目前的税制造成的结果，甚至出现“夺不足给有余”的马太效应。
  这是导致社会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