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文化大师”谱系里的各种桂冠，正在变得琳琅满目起来。从“英雄”、“风范”、“宗师”到“泰斗”和“巨匠”，这些令人亢奋的语词壮大了国民的自信。在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大师生长的土壤早已成为荒漠，而“大师”却仍在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这种超乎常理的奇迹，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诡异景象。

  自从某大师的“年龄门”事件爆发以来，关于“大师”评判的标准，再次被媒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大师是指那些在某领域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并据此成为民众精神领袖的杰出知识分子。49年以后的台湾可以为例，他们拥有新儒学的大师（如杜维明）、新佛学的大师（如星云法师）和新自由主义大师（如殷海光）等等。而耐人寻味的是，大陆本土社会却打造出自己的另类“大师”谱系，并拥有自主炮制“大师”的三大秘诀。

  首先必须具备超人的禀赋，尤其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这方面的范例，可参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事迹。在传记作家的描述中，陈寅恪先生能够记住所有阅读过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誉，并能阅读藏、蒙、满、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文，而钱钟书先生亦以博闻强记著称，素有人肉“照相机”的美誉。但这种记忆力只是前谷歌时代的技能，它夸张地折射出人们对于知识储备的无限渴望。进入谷歌时代之后，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以致这种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而个人禀赋则开始转向，在身体高蹈的流氓时代，它注定要投向老翁与少女的性爱神话，也就是投向最具狂欢性的情色主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楚辞大师的业绩已经表明，他在楚辞方面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例如，屈原在《楚辞》中喊出的叛逆音之声，揭示了屈原想当王的明确意图，而大师居然没有看出这点。据众多媒体报道，大师的主修科目不是楚辞，而是房中术，属于“国学”中的“下半身”领域，也即该学科中最神秘暧昧的部分，并总是遭到人们的蓄意规避。然而，如果没有法家的专制整人术、阴阳家的堪舆算命术和道教的养生房中术，所谓“国学”就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库房。可惜这类房中术心得未能写成巨著流传，否则，“国学大师”的桂冠，是任何批评者都无法褫夺的。

  为了继续扩展大师的身体叙事，年岁成为第二个重大指标。活到90以上又身怀异秉者，就有望被世人奉为大师，而“百岁”更是辨认大师的重要量化指标。精神矍铄固然很好，纵使卧床不起，只要可以苟活，也能熬成“一代宗师”。从“文学大师”冰心、钟敬文、巴金，到“国画大师”刘海粟、朱屺瞻、黄永玉、晏济元等等，当代中国遍布各种以年岁造势的案例。为打造巴金老人的百岁大师形象，有关部门断然拒绝其安乐死的恳求，不惜以输液强行维持其生命体征，直至“百岁”降临。这种年寿叙事加剧了人们的误解，以为大师就是能够超越时间和病痛的巨人。

  与此密切呼应的是，大师还必须蓄须成美髯公，由此构筑年岁的视觉标记。胡子跟学术地位形成了某种古怪的正比关系：胡子越长，就越具有大师风范。人类的胡子最初是成年或壮年（黑色）以及衰老（白色）的象征，而最后却上升为激动人心的旗帜，飘扬在大师们的脸颊上，宣喻着智慧和才学的总量。当年毛主席无须，以致本朝官员无人胆敢蓄须，而蓄须者只有毛的长辈，如柳亚子、张澜和梁漱溟之流，变得十分稀有，由此被擢升为文化至尊的象征。这种历史传统，加剧了世人对胡子的顶礼膜拜之势。

  大师生成的第三秘诀，是必须学会在官府和民众之间长袖善舞。即便没有足够长的胡子和先天异秉，只要善于捕捉时机做含泪劝告，扮演官府和灾区“刁民”之间的调停人角色，就有望从获取“大师”称号。眼泪是一种身体分泌物，更是一种煽情的道具，而这正是“含泪大师”所擅长的技艺。我们已经看到，眼泪叙事产生了奇效：“大师”的桂冠以及数千万“基金”从天而降。这无疑是一种榜样，向那些觊觎“大师”地位的人们，作出了蛊惑人心的示范。

  这场基于身体叙事的大师挂牌运动，就各地衙门和高校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形象工程，而在民间，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焦虑。正如“诺贝尔奖”的狂热那样，“大师”能够缓解世人对于文化危机的忧虑，并制造出文化繁荣的气象。“大师”的存在就是文化安全的信号。但这终究是一个华丽的幻影。基于文化土壤的日益贫瘠，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的土地就没有长出过任何一株叫做“大师”的植物。而那些旧时代残剩的大师，如梁漱溟、熊十力和陈寅恪，也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痛楚地死去。他们失色的面容，冻结在历史苦难的深处。真大师的故事，只能用以谱写凄凉的哀歌；而惟有伪造的大师，才能作为鲜艳的文化口红，被抹上苍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饰这一人本精神残缺的年代。（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所加标题为《炮制“文化大师”的三大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