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教授，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项目书的主要撰稿人，近日，他在接受我的专访时，强调说：生态经济区的概念最后还是要落实在经济两个字上。‘江西的山清水秀，是用经济欠发达换回来的，如何又发展了经济、又保护好了生态?”傅修延教授认为这是目前江西各位主政官员需要做好的一门功课。
    前些年有这样的口号：既要银山金山，也要绿水青山。但要落实这样的口号，谈何容易。
    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关于环保的书，其中的一个比喻让人记忆深刻，、说是某个早亲家庭一个糟糕的黄昏，家里的狗跑丢了，孩子们打得不可开吏，晚饭烧糊了，保姆还没来，家长会要迟到了，又刚刚把肉汁洒在了地毯上……这时一个搞调查的的人来敲门，他想了解这位正焦头烂额的主人对建造垃圾填埋场的看法，、
    虽然垃圾填埋场将对人们未来的生活产生影响，但目前更为紧迫的问题已让他们自顾不暇——当环境问题作为又一项成本、又一项规则向决策者和开发商提出来时，这个谁都承认是个事的事儿，就是一件又麻烦、又不受人欢迎的事了。
    几年前，我在金沙江河谷采访时，深刻体会到所谓环境评估在发展蓝图前的尴尬。一个在8．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住着不到2万常住人口的小县城，却要在它面积扩张到16平方公里之后涌入1．5倍的人口，这样的城市发展规划居然也拿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环评报告。
    所以我当时会感慨说，在现实中，对贫穷的仇十艮与恐惧，常常成为不计成本与后果谋求发展的原动力，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地方官员的表现也许是手上高举环保的大旗，脚下却玩命地蹬着经济发展的车轮。
    但傅院长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还是有平衡得很好的范例。
    因为我从景德镇来，傅修延院长就以景德镇为例，说景德镇有一历史就很值得研究，置镇千年，这1000年基本上烧的都是柴窑，烧了那么多的松柴，可景德镇的生态至今还保护得那么好，森林覆盖率总是保有高位。
    我们的老祖宗们是如何做到的，1920年，一位叫威廉·卓别林的美国记者来到了景德镇，他在一个6月的黄昏乘船进入景德镇时，让他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一根根正在吞云吐雾的烟囱．“我数到78个黄色的大烟囱，而这只是景德镇烟囱的一半，据说，在它最繁荣最鼎盛时曾经有好几百座瓷窑。”
    1984年，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时，同样对这座城市林立的烟囱感到触目惊心，它们喷吐的乌烟瘴气遮蔽了景德镇的丽日蓝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人介绍说：在江西的11个地市中，景德镇人口密度最大，污染最严重。
    1997年，当时的常务副市长许爱民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的专访时谈到，一个下榻莲花塘合资宾馆的外国客人曾经奉承说：景德镇的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主管工业的许市长闻此言并不开心，他说当时正是景德镇陶瓷业遭遇萧条之时，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
    2004年，我以一个旅居者的身份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出没，同时也有机会在台下聆听市委书记许爱民的报告，在景德镇获得省级卫生城市之后，这位主政官的自豪溢于言表。此时，景德镇曾经林立的烟囱大都不复存在，它的地平线似乎因此而更为开阔。
    我们或许可以将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动荡转型时期，看作一个系统蜕壳的过程，类似环保这样的动因，一直在作用着这个过程一一这种作用力由于遭遇强大的传统阻力而显得效率低下，它对社会的推进基本上是在一个不为人察觉的状态下进行。
    今天，一个再强势、再莽撞的政府，也会在类似“该不该把一个造纸厂设在城市取水点的上游”这样的问题上，沉吟良久，思索再三。这就是一种进步。
    景德镇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早遭受工业污染的城市；景德镇的森林覆盖率至今还高达60％以上，但也正是曾经更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为瓷器生产提供了最原始的燃料……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冤家”，在景德镇纠缠了成百上千年，长期以来，景德镇人一直都在二者之间求平衡。
    有种种迹象表明，景德镇目前正遇到它发展的最好时机，生态平衡会不会一不小心的被破坏?就象我们手中易碎的瓷器。  ，
    景德镇的官员们在向外来客介绍自己的城市时，用“一瓷二茶三生态”的说法来夸耀景德镇。瓷为国器，茶为国饮，生态则是一国民生的立伞之本，景德镇坐拥此三宝，怎么说也应该算是一福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景德镇人应该懂得珍惜。(作者系资深传媒人，现供职于瓷都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