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岭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镇窑业兴衰的标尺
高岭土，从矿物学角度看，有所谓次生与原生之分。次生高岭土以膏泥形态赋存，而原生高岭则多为沙土状，混杂于石英颗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获得净泥。因此次生高岭容易被人们发现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岭。
    从考古发现与对古器物进行观察、测试所取得的资料来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了次生高岭土；仰韶时代的那种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为高岭土涂饰，但只是作为化妆材料而已。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纹白陶，可以确定为纯高岭土制作。但由于高岭土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极少；三氧化二铝多高达30～40％，其耐火度为1700度以上，人们单独使用它虽能烧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烧结温度过高，难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纯高岭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还不如普通陶胎结实。这样，它对制陶业来说，意义就不甚重大了。
    从许多考古报告来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国出产瓷石的地区的陶工们首先使用瓷石这类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现似和高岭土无关。前些年，考古界讨论瓷器的定义时，提出了一个是否使用于高岭产作为区分陶和瓷的标准，看来似与历史实事不甚吻合。
    虽然瓷器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关系不甚明确，但是当铝氧含量较高、厚度有限的上层瓷石被早期的陶工们用完之后，高岭土就成为制瓷业中生命攸关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绪在1712年的书简中所记述的那样：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则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学组分之后也说：由于大量使用高岭，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剂作用。这样一来，高岭土的来源与质量就可以作为测量景德镇元代以后窑业兴衰的一把标尺。
    现以文献与窑业遗物为依据，对该镇十四--十九道世纪使用的高岭土与制瓷业的波动趋势。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节 麻仓土与景德镇14--16世纪的制瓷业
    第一期为13世纪-14世纪56年代：景德镇陶工最初是在麻仓一带发现高岭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并为浮梁瓷局所垄断。14世纪50年代后，浮梁一带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瓷局结束。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半期，元廷垄断麻仓高岭土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民营窑场不得问津。
    就景德镇市区与湖田窑元代遗存出土的瓷器来看，凡印有五爪龙纹、招府铭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残片(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类似)，胎质细白，铝氧含量高达20％以上(详表一)。其他产品虽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与细度难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则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连圈足也不旋挖，出现了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质地特粗的实足碗。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述"御土窑"时说：“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学者高”：他显然是就浮梁瓷局的产品而言的。而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整个景德镇元代瓷器时说"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论断，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显然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产品是官窑器极精，民窑器特粗。这种精粗悬殊，当与官府垄断优质高岭土不无关系。
    第二期为1352年一1402年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红巾军首领之一的项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该地一直在战争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势渐趋稳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厂之前 ,元王朝的所谓"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当散落民间。瓷局不存，民窑的自由更多，其产品的质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具体遗物研究不够,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随着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和红光瓷厂十四世纪后半期窑业遗存的发现和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沙捞越等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出土,预计将会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期为1402年一16世纪初 1402年是明代御厂建立之年。关于御厂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献有六说： 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说目前以洪武35年为多数人接受，在未作详细考证之前，我们暂从这一说。由于御厂建立后必须使用优质高岭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时为明御厂垄断，即明代文献中的所谓"官土"。这一期间的永乐、宣德、成化御厂瓷器极为精致，文献多有记载，早已成为烩炙人口的艺术珍品。就近几年我们在景德镇珠山路明代御器厂前院和珠峰东侧发现的官窑残器来看,永乐--正德官窑瓷器胎质细腻、白度极高。永乐靶杯口沿厚度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体厚度多为2～0．6毫米，胎中铝氧高达21.24％，若非使用优质麻仓高岭断难制出。同期民窑虽也制造白釉器与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时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纹饰亦步御厂瓷器后尘，装烧时多采用沙垫，极少使用垫饼，足见当时原料珍贵。这一期间的民窑很难见到佳器，亦无见诸文献的著名窑场。即使如此，但其时民窑器亦较元代粗器有所进步。
    第四期为嘉靖--万历前期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靖窑回青盛作，幽菁可爱。……然当麻仓土将次告竭，饶土渐恶，体质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明·高濂《遵生八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谓:世宗青花、五彩二窑，制器悉备。奈何饶土入地渐恶，较之二窑往时代 (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康熙《浮梁县志·陶政》，谓万历十一年时，“麻仓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仓老土采掘已两百余年，资源渐近枯竭，质量变劣，嘉靖、万历间的官窑已不能和永乐、宣德、成化时相比了，是所谓御器质量下降的时期。但就景德镇董家坞窑的遗存来看，该民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崔公窑：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仑土风行期间的官、民两类窑场的大致概况。     第三节高岭土与景德镇17--18世纪的制瓷业
    高岭土大量应用约为万历中后期--清乾隆。麻仓土告竭之后，景德镇陶工旋即在高岭山找到了优质高岭土。前引《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与周起元力争，明廷收回命令。不过明廷还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其时武昌等地民变纷起，明政权己在风雨飘摇中。由于朝廷不能垄断高岭，民窑的优质高岭土来源空前广阔。再加上隆庆间开海禁，那些“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来耙”(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海澄县志》)的冒险家们给景德镇瓷器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而窑业得以蓬勃发展。其时的官窑瓷器质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营窑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谓:浮梁人昊十九者，……隐陶轮间，与众作息。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杂作宣、永二窑，俱逼真者。
    《景德镇陶录》卷五：周窑：隆(庆)、万(历)时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朝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除上引各窑外，还有吴明官(详明·张岱《陶庵梦亿》)、陈仲美(详《阳羡茗若陶录》、《景德镇陶录》)等窑，亦称著一时。以上民间名窑的涌现，是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国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晚期的标志之一。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窑场多分布在景德镇市内和董家坞、观音阁一带，其窑业遗存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制作精巧。彩绘风格自由豪放,与官窑不同，却又可以和官窑媲美。最近，由我们提供标本，轻工部陶研所测试观音阁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残器，铝氧竞高达27％○，可见当时的民间窑场对高岭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瓷器市场：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由笔者提供标本，经景德镇陶研所1982年9月测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学组分为：SiO2:66.94 1203:26.70 Fe2O3:0.72 MnO:0.16,CaO:0.56 MgO:0.09,K20:3.09 Na2o:1.89.烧失0.20 总量100.35。《天工开物，陶埏》谈到明代南北诸窑时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谓：偏(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同书卷一又谓：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器。经过明末清初的大乱，景德镇趋于稳定之后，顺治间，清王朝沿袭明制，置御窑厂于景德镇。＠康、雍、乾三代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的官窑尤其是雍正官窑器白度极高(77％)，烧成温度达1300℃，瓷胎中的铝氧竟然高达30.5％，高岭用量极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还超过了现在优质硬质瓷的技术指标(详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窑产品也较前有所提高，许多鉴赏家都认为其时"官窑往往不如客货"。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民窑产品优于官窑，后阶段则出现"官民竞市"，可见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节星子白土与景德镇19世纪的窑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是景德镇窑业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们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时，多从"国力不足"方面去考虑。但该镇部分族谱与石刻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却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清·光绪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谓：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磁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又蒙县宪田同南昌张 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1978年，我们在鹅湖公社的另一高岭土产地李黄调查古矿洞时，在其清源道观左墙上发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谓："调浮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田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照得浮邑境内山场多产磁土，每有棍徒钻谋开挖，无知业主贪利租售，以致侵碍良田，损伤坟脉，讼端繁兴，贻累无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山，酿成命案。业经本县勘明封禁在案。兹据……职员冯日淳……等，以兴义、锦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系龙脉攸关，从未开挖。……今公众议明立约，东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坞，南自分水绛（山降合）"北自黄茅(山降合)……至李黄(坊)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宜恪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攸将山出卖，亦不论附近有无田墓，务于契内载明买主不得挖土字样，仍着立约人等互相稽察。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报，以凭拏察。慎勿徇隐以及藉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把以上碑志和家谱记载相印证，可见在乾隆后期，不独高岭，甚至连李(黄)坊一带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县严禁开采。高岭封禁之际，十八世纪末的景德镇开始使用大洲高岭土(大洲高岭始见於《陶录》)，也许是质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产·附白土案》记道光时南康府查讯案情状谓：据举人汪自清……等供称：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南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县监生徐坤牡等呈文谓：缘生等取星(子县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干碍。前引同书录道光十九年巡道德札谓：景德镇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使用星子高岭。把这两条记载与前面文献相印证，星子高岭当崛起於高岭、李黄封禁之后，夏姓开挖当在嘉庆左右。可见乾隆后期至道光间，景德镇各窑所用之高岭土多来自庐山星子县。当我们明白了这段史实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仓土与清初东埠高岭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岭土相比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砂土》记麻仓土谓：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洗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谓：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可见晚清的庐山白土比明代麻仓高岭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从运输线路上看：麻仓、高岭二地所产之白土，明清两代均经水路顺流“艇运至镇，离镇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
    (乾隆《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星子高岭离镇200公里，水路经波阳由昌江至镇，其航程4倍於麻仓或高岭。进昌江后为逆水，其延长时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岭的出土率低，运输线路长，其价格当数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仓土与东埠高岭，可知晚清瓷器的生产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记述景德镇的文献两相对照，似能窥见这两个时期的窑业差异。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康熙《浮梁县志·疆域·风俗》记景德镇风俗谓其民少本业趋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货之所需，满于市求之便，其不为侈靡者鲜矣。但至嘉庆、道光间，情况就于以上不同了。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谓：景德镇-隅之地，四方商贩瓷器者萃集於斯，庐舍稠密，烟火相望，其实无一富户，执役最为劳苦。为什么晚明、清初与清后期的景德镇相差如此之大呢?吴允嘉充满怜悯的记述当于瓷用原料--高岭土的来源和价格不无关联罢。但是，运输线路长、成本必然高昂而质量又不如麻仓与高岭山的星子高岭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谓：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南康府志·白土案》)更有趣的是星子县土著地主称：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     (《南康府志·白土案》)而当时的官府决定封禁，当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风水之说，而是鉴於矿业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田赋收入。因为堵水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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