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这部分艺术水准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时装仕女及具有当时时代风格的婴戏人物，不仅繁荣和拓宽了人物画创作，而且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对彩瓷艺人的影响及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趣。不容否认的是，这些作品多为新式人物所喜爱，而趋于保守的市民阶层仍以传统纹饰为主。

    图31为1919年仕女婴戏图罐，画面采用通幅构图法，西式立柱直达罐口，垂柳之下一着高领湖蓝色锦花衣的女子，下着长裙上盖黑色团花盖饰，纤腰玉手执帕。另一高个女子倚柱而立，执帕掩口，上着紫色圆点高领坎肩，内着绿色条衫，下穿绿色八分长裤，腰系绫带，身边为一头戴六角方帽，围披肩，着长袍的童子。木椅上坐一身着高领滚边坎肩，内着深色条衬衫，下穿方格长裤的女子。怀抱一头有花绷，手舞五色旗的童子。面目部分渲染，有晚清遗风，但人物造型的时代特征极为明显，铁艺围栏、西式廊柱均为前朝所无。另面墨书“双眉如嫩柳，一面似芙蓉。时己未之夏日，珠山福生林作”。

 

    民国时期的婴戏图不仅有传统之作，也有创新之作，更有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之作。传统之作则如清代作品，构图及造型没有新意。创新之作则多与时装女子组合在一起。如图31，画面上的童子手舞五色旗，头戴六角方帽。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之作则人物造型及服饰多为传统，但游戏的东西则为前朝所不见有，如五色旗等。

    图32为粉彩婴戏和平幸福图帽筒，构图饱满，一株红杏树下四个身着不同衣裤、发型各异的童子在游戏，半蹲的童子双臂支着上写“一统山河”的瓷墩；中间高个童子手持竹杖，杖端变化为“平”字，上有红蝠，下有盛开的绿叶红荷。左侧童子手执五色旗，最外边的童子则手捧瓷瓶。勾线流畅，色彩艳丽，面部略染腮红。荷、瓶、杏、蝠谐音为“和平幸福”，上方墨书“和平幸福，珠山余钊珍品”，底红彩“洪宪年制”楷款。

    图33为1923年粉彩仕女婴戏图瓶，画面上电线杆高耸，一面旗帜斜扬，饰有百叶窗的洋房台阶前一群女子在谈天说地，两个女子在楼梯上缓步走下。她们或着裙装，或穿及膝短裤，或云鬓低垂，或刘海掩额，或怀抱婴孩，或以帕掩口，神态各异。眉眼之处均点染色彩，与上器的画法相同。左侧墨书“美色清华，癸亥秋洪步余。”另一面题“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洪步余作”。

 

    图34为粉彩仕女图小杯，外壁一侧绘一着高领团花小袄的女子斜坐在小舢板上，船帆鼓起，上画铁锚，下饰游鱼，桅杆上挂一小旗。上书“亚”字。画面构图及人物画法均无可取之处，但另面墨书“亚细亚油，光亮无匹，价廉物美，寰球第一”字样，别有新意，亦为广告宣传之物，与图30有异曲同工之妙，底红彩白文“映建轩造”楷款。

    民国时期此类新式服装人物作品的特点是人物多执手帕或洋伞。再一特点是上方多有旗帜飘扬，人物无论裙裤均不及脚，故北方人谓之此类题材为“扯旗露脚”。另一特点是背景多为洋房，或铁艺栏杆及花饰柱头的廊柱。可以这样讲，民国时期此类题材的人物画，使瓷器人物画有了新的气息，适合了市民阶层的趣味，但是仍然没有挣脱以美女为主的束缚。虽然在绘画上吸收了西洋画法，在传统笔墨上有一定的突破，但程式化、公式化的倾向仍十分明显。特别是从事这类瓷器题材创作的艺人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地域的局限性造成了他们眼界不开阔，而文化修养的不足使他们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间不长，又回到了传统仕女图的老路。从目前所见器物来看，除民国早期此类题材较为流行外，20年代末期作品已难一见。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对传统题材的有力冲击，是新文化运动在瓷器装饰上的直接反映。图35为民国时画报上妇女服饰及发饰的大体变化图。

民国时期瓷器人物图艺术水平较上述作品更差一些的则是那些日常生活用瓷和嫁妆瓶之类的中低档陈设瓷，题材极为广泛，或神话人物，或戏曲小说人物，仅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例，几乎涵盖所有场景。虽艺术水平低下，色彩以红绿为主，但迎合了市民阶层的需求，以20世纪10—30年代的作品最为常见，其时代特征较为明显，以嫁妆瓶为例，晚清时流行一时的边饰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颈部人物、花卉、诗文图案，或与主题纹饰结合，或单独为饰。

  。图36为粉彩麒麟送子图瓶，正面纹饰与传统纹饰没有差别，色彩以红绿为主，人物勾线不甚流畅，面目亦加彩渲染，但有失柔和，口沿处不见有边饰，另一面颈部有墨书诗文，字在识与不识之间。腹部题写长篇诗文，署“江西张东顺出品”款识。

 

    图37为粉彩三国演义图瓶，正面纹饰构图较满，颈部祥云与寿桃上墨书“孙权决计破曹”。画面人物造型不准，线条略显零乱，色彩较艳。背面腹部为七言四句诗文，署“江西宏太兴作”款识。颈部墨书篆籀与草书，不可识。

    此两件器物基本上可以代表民国时期嫁妆瓶的时代风貌。而一些日常生活用瓷上的人物图则构图及画法更为简单。

    图38为1914年浅绛彩人物图执壶，外壁一侧绘两个童子端坐在书案前，一童子捧卷诵读，一童子侧耳倾听。面部不见渲染之色，衣纹线条零乱，衣衫罩色浅淡，画工随意。另侧墨书“立志青云，甲寅春月汪芳林作”及红彩方章一枚。

    图39为1925年粉彩仕女图提梁壶，画面正中为山石桃树，山石勾线如鱼骨，树干以赭墨勾廓填色，姿态僵硬，绿叶红花，层次感极差。左为二提花篮仕女，右为坐在石阶上仕女。分别着红、水绿、浅藕曳地裙装。勾线较细，面庞长圆，不见渲染，眉目不甚清晰。构图及画工极为一般。另一面墨书“六如之法，时乙丑客次昌江，口生友作”。此两件作品堪为民国时期艺术较差的日用瓷人物图的典型。

  另外，民国时期人物肖像画较为盛行，据史料记载，邓碧珊、王琦等人均从事过瓷板肖像画。尤其是王琦更有“神乎技矣”之誉，惜作品不曾一见。景德镇瓷相业原属于景德镇红店同业公会，于民国29年分立为瓷相业同业公会，主席为刘雨岑，主要负责人还有朱受之、章褴、吴康、邹文候等名家。由此可见景德镇人物画影响广泛，至今景德镇及南昌仍有从事人物肖像画的艺人和店铺。

    图40为孙中山像花口盘，正中为孙中山头像，四周书“总理遗像，精神不死”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总理遗训。画技一般，面目缺乏渲染，但仍较晚清时人物面部的刻画技法大有进步。

    民国时期瓷器上的人物题材极为丰富，本书所选上述作品不过是万中之一。作品虽丰，其风格不外乎上述种种，只要把握住其风格特征，则不难与晚清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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