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满文化的花瓶

邵挺伟是景德镇的一位陶瓷经营商，1999年，他组织了一批景德镇瓷器送到法国，参加巴黎·中国文化周活动。利用这个机会，邵挺伟和欧洲的一些陶瓷商进行了接触，参观了几家陶瓷企业。回来后邵挺伟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他感觉心里特别有底，国外的瓷器活和景德镇没法比，世界的陶瓷中心还在景德镇。

同样是景德镇人，舒诗城却没有邵挺伟这样的好感觉。1997年，景德镇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中把该市的四条进口日用瓷生产线整合到一个筐里，组建了当时有国内日用瓷航母之称的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舒诗城出任总经理。记得当时舒诗城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画了个金字塔，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日用瓷市场的分布状况，他在塔基的位置上划了笔浓浓的墨线，告诉记者这就是中国日用瓷进入的市场区域。

应该说邵挺伟的感觉和舒诗城的分析都没有错，邵说的是艺术瓷，舒说的是日用瓷，这恰好是景德镇最主要的两大瓷器类别。

景德镇有一种街景十分蔚然，那就是满大街的大花瓶。这些大花瓶的高度一般都在一米以上，景德镇人称之为万件瓶，或者超万件瓶，据说最高的有5.18米。这些巨型瓷在普通国人眼中应该是很贵族的家伙，豪华的楼堂馆所的大厅常见尔等孤独的身影，它们在景德镇却非常普罗，成群结队地立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摊前，风吹日晒雨淋，让外地人心疼。

这些大花瓶的市场在哪？

景德镇人似乎不太操心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摆在瓷器店外面的大花瓶与其说是告诉顾客我要卖，不如说是在告诉人们我能做--景德镇的瓷器店有很多都是前店后厂。我们有理由视这种大花瓶为景德镇瓷文化的某种具象。它的确能够集大成地再现景德镇人的聪明才智，最为辉煌地体现了景德镇瓷器发展的卓越成就；但在市场经济来临的今天，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具象后面某些负面的东西

——重制造轻销售的崇师风尚。在景德镇的千年制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大师的名字和作品，包括一些陶工、窑工的顶级师傅，但我们看不到有成气候的瓷商青史流名。这座在中国最早产生产业工人的城市，却最终没能成为中国最成熟的商埠，对于至今还笼罩在徽州文化余辉中的景德镇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特例个案。

——不计成本地追求极致。在世界吉尼斯纪录陶瓷篇中，景德镇完全有资格占据垄断，这些极大、极高、极薄、极细、极复杂的景德镇瓷器的确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是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支付，不说人工，仅就一项成品率极低就足以让其成本成倍上扬，在景德镇高档瓷的制作过程中，百里挑一已经不是一句夸大的形容词。

——技术垄断带来的财富垄断。景德镇的陶瓷从业人员存在着工人和艺人两个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的顶尖人物有望成为高收入者，技术垄断意味着财富垄断，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因为以下两点因素人为加大：景德镇所处区域一直是中国最为富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抑制了初级工人和艺人的收入上扬；产品的技术垄断和高成本投入，意味着产品在实现商品化的同时高附加值的形成。

——独孤求败般的刚愎心态。这是长期处在中心地位的必然情结，它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施教者的位置，对新生事物的出现反应迟钝、接受缓慢，这种情结表现在市场行为中便是无视买方市场的存在。那些在景德镇大街上杵立的大花瓶从形状到形式都淋漓尽致地外化了这一心态。

这些负面的东西当然是历史积淀所致，每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衍生物产生，如果没能得到有效清除，它们将成为这种文化的终结者。江西省博物馆的一位研究员曾建议记者不要仅仅局限从经济角度审视景德镇的现状，它的式微有其社会文化方面的渊源。

检索中国陶瓷史我们能够发现，景德镇的瓷都形象在早年间其实是通过其日用瓷的生产与销售来扬名立万的。从郑和舰队遗留在非洲大陆的残瓷碎片，到新近从大西洋底打捞出水的300年前的沉船货舱，我们都能看到景德镇日用瓷的温润光芒。如果用恣意汪洋来形容景德镇瓷器当年独步中国乃至世界日用瓷市场的盛况，那么非常遗憾，今天的景德镇只能是涓涓细流。

有专家认为，景德镇的式微正是从其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对景德镇应该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这位专家还提醒我们景德镇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时间并不很长，其程度的急剧化是近十年的事。来自景德镇市统计局公布的该市200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证实了这一提醒：1990年景德镇日用瓷产量是36529万件，其中出口瓷是13637万件；这两个数字到2000年分别是45669万件、5890万件。要知道这两个数字的概念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生产，后者是销售。产量在上升，销量却下滑，其间的意味没法不让人焦心。

我们注意到，其实近十年更是景德镇方面闹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最大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