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铜雕背后之故事张育贤
张育贤是为数不多的靠工资生活的全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没有自己的作坊、工作室，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个人作品集。
从余干县城里的一个钟表修理匠到工艺美术大师，张育贤常常感谢命运对他的垂青。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际遇，与景德镇的两位分别代表现代与传统的传奇人物有关。他是被施于人教授相中招进陶瓷学院的，毕业后又被曾龙升收为关门弟子。
这样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了具体体现，他的《荷塘佳音》用的是传统捏雕技法，表现的却是亲近自然的主题。这样一件不大的瓷雕作品后来拍出了38万元的天价。
张育贤的身上还有很浓的文人情结，白天创作、晚上看书，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这种低调生活。退休以后，他被返聘回陶研所艺术中心搞创作，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元。但他仍然坚持每天骑电动自行车上班、下班，而且还充满了感激，因为这份象征性的工资让他有了一个简陋的工作室，一个他愿意在这里自由出入的艺术空间。张育贤有些感慨地说：“我已经到了一个为心境而活着的年龄。”
为心境而活的张育贤今年已经67岁了，却丝毫看不出一丝衰老的痕迹。两年前，他谢绝了女儿给他请来的两个助手，挥汗如雨，用两个月的时间，独自一人完成了《推瓷土》的创作。当时，仅瓷土就用了500公斤。
推瓷土是制瓷的第一道工序。对于制瓷工人，张育贤充满了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千年传承的景德镇。当初，他一直想在推车工的脸上雕出串串汗珠，但因为工房里的灯光太暗没有完成，留下了一个长久的遗憾。
大哥是我的引路人
记者：你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吗？
张育贤：我是江西余干人，从小就在小县城里长大。到景德镇来读书纯属偶然。
我的一个儿时朋友叫王昌平，当时他在景德镇的一个作坊里打杂、揉泥。得知新成立的陶瓷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消息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来参加考试。当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先是跟父亲学修钟表，后来公私合营进了一家五金工艺厂，而且还收了一个徒弟。但我从小就狂热地热爱美术，这个消息让我失去了平静。
我下定了决心要去参加考试，跟父亲商量后，向厂里请了几天假就上路了。
记得刚到景德镇时我举目无亲，只能在王昌平做工的作坊里落脚，我一直记得门牌号码是戴家弄10号。但前段时间，我去寻访过一次，那一带早已被拆掉了，还真有些世事沧桑的感觉。
记者：是什么让你狂热地热爱美术？
张育贤：我家在解放前是开打金店的，我从小就坐在炉子前，看祖父和父亲打制各种各样的戒指。现在想来，打金店的活应该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打制“奖状”的过程。旧时的“奖状”是银制的，将银洋化成水后，打成薄薄的叶子，然后在上面雕上图案、刻上文字。
我小的时候读过三年私塾，慑于先生的板子，我练成了一手好毛笔字，也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哥哥风楚（艺名），他从小就是一个“画痴”，虽然后来默默无闻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但当时却是我的引路人；另一个是表舅彭友善，他当时是余干中学的校长，后来成了一位声名在外的大画家，虽然没能投身到他的门下，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因为家境贫寒，为了谋生，我14岁就开始学修钟表，学画成了我的惟一精神寄托。我曾经偷了家里的一只名贵旧表，和另一位同学换了6本《芥子园画谱》，这个同学家里是开伞厂的，这几本木版印刷的画谱他也是从家里偷出来的，我们各得其所。另外，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泡在县图书馆和群艺馆，读了大量与美术有关的书籍。
记者：这么说，你是有备而来？
张育贤：其实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那一届，学校只招70个人，但报名考试的人有1000多个。除了本市的学子之外，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产瓷区的学生。
考试成了现场表演
记者：走进考场那一刻你紧张吗？
张育贤：紧张。和我同时参加考试的除了王昌平外还有另外一位老乡，我们相约坐到一排平行的位置上，我还要负责“帮助”他们。
记得考试的内容很简单，画静物，一只水壶和杯子。他们把画好的“试卷”悄悄递给我，让我帮他们修改。等他们交了卷，我才开始动笔，这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等我埋下头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光线暗了许多。原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考完，黑压压一片围在窗户前往里看。我的考试成了现场表演。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复试的通知，主考官是施于人教授。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问一答。
记者：考了你哪些内容？
张育贤：施教授问我：“你为什么要考这所学校？”我回答说：“喜欢绘画。”施教授又问：“你喜欢中国的哪位画家？”我反问他，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我从顾恺之说到八大山人，从齐白石说到吴冠中。我知道施教授是来自中央工艺美院，还说了一串他的老师或者同学的名字。
施教授大为惊奇，他问我是哪里人？读过几年书？我告诉他我是余干人，没读过几年书，主要靠自学。施教授又问：“余干县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县城。
我看见施教授的眼神里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知道自己有戏了。后来，施教授成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
成了曾龙升的关门弟子
记者：到景德镇来的那年，你多大年纪？
张育贤：只有17岁，是一个懵懂的乡下少年。考进陶院后我选了雕塑专业，当时学校里沿用的是前苏联的模式，学素描、学油画、画人体，打下了深厚的美术基础。苦读3年毕业后，我被留校任教。当时学校已升格为大学，我是中专生教大学生，被学生们称为“仔俚老师”。
记者：怎么后来又转投曾先生门下了呢？
张育贤：我毕业那年在部陶研所实习，跟曾先生学过1个月的传统雕塑，因此有过短暂的接触。
当时，曾先生的声望在瓷雕界无人能比，技艺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解放后一直没有收过徒弟，当时的市领导在多个场合发话，希望曾老能收徒传艺，让他的绝艺后继有人。
曾先生答应以后，陶研所的有关人员就去陶院的应届毕业生中选人，但选来选去曾先生一直不满意，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主动要求跟曾先生学艺，不想，曾先生竟然同意了。
就这样，我放弃了大学老师不当，调进陶研所成了曾先生的徒弟。曾先生一身傲骨，是个脱了俗的人，也是一个罕见的天才，不识多少字，但作品气势宏大，构思巧妙，手法独特。我跟随他两年多时间，直到他患病去世。但所学的技艺却是受用终生。
完整保存了自己的作品
记者：你的成名作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张育贤：那是在1964年，曾先生去世的那一年。我的一件瓷雕《锋从磨砺出》在第四届全国美展展出后，引来好评如潮。这是一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在山间小溪旁，一个知识青年磨完柴刀后，吹着气用手指试刀锋。
记者：你很少卖自己的作品，为什么？
张育贤：我几乎完整的保留了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想在有生之年出一本能对得起大师称号的个人作品集。另外有许多作品对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有一个儿童放哨的台灯，就是曾龙升先生的最后一件作品，他只做了一半就一病不起了，是我接着做完，然后端给病床上的曾老看，直到他满意为止。
近几年，我还特意托人帮我找自己以前的作品，或收购或用现在的作品换。
去年8月份，天津的一位收藏家托人找到我，给我寄来一张毛主席坐像雕塑的照片，让我鉴定是不是我做的，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召集我们为毛主席纪念堂用瓷办公室做主席像，这是一座大型雕塑，有近一米宽，也是我做的无数主席塑像中较好的一件。后来听说烧坏了，除了遗憾之外也就忘记了这事。不想，20几年后还能重新见到。我在给这位收藏家写鉴定证明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第一句就是“我像见到了一个自己久违的亲人”。
这件作品，从照片上看只是底座上有裂纹，后来又不知怎么会流落到别处去了。
他一定能比我活得久
记者：你以前做过城市雕塑吗？
张育贤：以前主要做毛主席像，也为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做过群雕。这一次做《瓷工颂》，我感到特别有意义。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座城市的今天。而且用的是青铜，他们的生命，一定能比我活得长久。
记者：做这件雕塑时你已经65岁了，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吗？
张育贤：没有，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几乎是赤膊上阵。当时，我在所里借了一间废弃的仓库，请人装了电灯、搭好了架子。记得正是8月份，又闷又热，大白天也有成群的蚊子，但我还是按时完成了。只是因为光线不好，有些细节处理得不是十分理想。
当我趴在地上给《推车工》做草鞋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我与景德镇这块土地是贴得这么紧。
- 上一篇：“雕塑的振兴可能会由此拉开序幕”形与意…
- 下一篇：反腐风暴下的红木家具市场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