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在明代前，一直是名窑辈出，各具特色，制作技艺均在伯仲之间。经过元代的过渡，到了明代，中国瓷器便“至精至美，莫不出于景德镇”，景德镇一举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从此进入独领风骚600年的辉煌历史时期。同学们，这一课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明代景德镇制瓷业的高超技艺和丰硕成果吧。
    百花齐放的明代瓷业  明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时期。此时，凡前代已有的品种应有尽有，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
    青花瓷的烧制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进步。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烧制最优秀的时期，被称为中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此时，青花瓷生产开始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青花瓷托起了景德镇，树立了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这时的青花瓷器，胎质釉料都很精细，色泽浓艳，苍翠莹润；造型丰富多样，并趋于清雅、秀丽；花纹装饰清秀，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花卉、龙凤、波涛纹等。
    除青花瓷器外，明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走向成熟。铜红单色釉瓷器(也叫祭红或宝石红)突破以往的成就，达到新的高度。斗彩瓷器在宣德时期烧制成功，成化时期已十分成熟，成化时期流传至今的斗彩瓷器已成为稀世珍宝。嘉靖以后，五彩瓷器开始大量生产，成为中国彩瓷史上又一新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烧于永乐年间的甜白瓷，这种瓷器胎体很薄，能光照见影。器表往往饰有秀美清丽的刻花和印花，在洁白的胎体上施以纯洁的透明釉，大大增加了这种瓷器的美感，给人一种“甜”的感觉，因此称为“甜白瓷”。其烧制成功是明代景德镇瓷艺的又一大进步，为明代彩瓷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景德镇历朝历代都在制作当代瓷器，同时，历朝历代也都在制作仿古瓷，明代景德镇仿古瓷技艺也十分高超，出现了许多的仿古瓷制作名家。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周丹泉，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神奇的仿古瓷制作名家周丹泉
    周丹泉祖籍江苏苏州，名时臣，字时道，号丹泉。他很早就来景德镇制瓷，艺非常精湛，是一位著名的制瓷能手和仿造专家。所制仿古瓷，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因此，周丹泉的仿古瓷名传海内，他所制的瓷器被称为“周窑”。有一本书叫《韵石斋笔谈》，其中一则有关他的故事，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高超的技能。故事说，周丹泉有一个朋友，姓唐，官居太常寺卿，家中藏有一只古代的定鼎，周丹泉就请求朋友给他观赏一下。在看的过程中，他边看边用手指测度古鼎高低大小尺寸，并用一小片纸摹下鼎上的纹饰。半年后周丹泉对唐太常说：“你家里的白定炉鼎我也得到了一只，样子是一样的，请你观赏一下。”朋友大吃一惊，连忙把自己珍藏的那只古定鼎拿出来比较，相比之下居然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破绽，惊疑之下又拿出旧炉鼎的底盖来试验，放上去仍然毫厘不爽，严丝合缝。于是就问周丹泉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周丹泉说：“实不相瞒，上次我借观你古鼎的时候，用于度量，其实就是在检测鼎的大小轻重，这只鼎实际就是仿效你那只鼎而制的。”唐太常听了以后感叹佩服不已。于是就用四十金的高价把仿制品买了下来，作为原来古定鼎的副本，一同收藏在家中的神庙里。
    御窑与民窑竞彩  明代景德镇制瓷业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规模空前。洪武二年(1369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明王朝在景德镇设立御窑，专门从事宫廷用瓷的烧造。御窑的设立使景德镇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它以雄厚的资金，按照皇帝的喜好及宫廷的需要，不惜人力，不惜工本，制造最精美的瓷器，把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明代前期，景德镇有御窑29座，宣德以后增加为58座。这些御窑分烧不同品种的瓷器，由于宫廷需要瓷器的数量很大，所以，御窑每年烧造任务十分繁忙。
    明代宣德皇帝统治的十年(1426--1436年)是景德镇御窑烧造任务最繁重的十年，据记载，宣德八年，朝廷一次就要御窑“烧造各种瓷器四十四万件”。
“风火仙”童宾
    童宾(1567—1599年)，字定新，又名广利，明朝浮梁里村童街人。他生性刚直，嫉恶如仇。万历二十七年，皇帝派太监潘相到江西来任江西矿税使并兼理景德镇窑务。潘相要求制造一种青花大龙缸，这种缸体积很大，直径三尺，高两尺多，前人从未做过，瓷工们既无经验，又少技术，因此多次烧制不成。潘相借此蛮横鞭打甚至杀害瓷工。童宾目睹瓷工们的困苦境遇和潘相的无理迫害，怒火中烧，决心牺牲自己，跳窑烧瓷，以示抗议。
    然而事有凑巧的是，当他投窑焚身之后，大龙缸奇迹般地烧成了。瓷工们心情悲愤，在群情愤激之下，终于酝酿成一次工匠们的暴动，他们焚烧御器厂的税署和窑房，赶走了太监潘相。官府为缓解人心，在瓷工和镇民们的要求下，在御器厂的东侧为童宾建祠祭祀，并称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数百年来祭祀不绝。“童宾跳窑”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尽管以身赴火而烧好瓷器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投身以后而龙缸烧成可能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是它反映了景德镇瓷工对制造瓷器的执着和牺牲精神，反映了他们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
    明代御窑在景德镇的设立，也带动了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出现“官民竞市”局面。民窑比御窑的生产规模大，从业人数不下数万人。这些民窑从事商品生产，除满足市场需要的一般日用瓷外，也生产一部分高档瓷器。民窑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产量。民窑瓷器的造型和装饰，虽没有御窑瓷器极其严格的等级规定，但也受到官方的一定限制，如龙纹之类的造型和纹饰，黄紫之类的色彩，民窑是不能生产的，否则就要被杀头。但与御窑相比，民窑的限制要小得多。所以民窑瓷器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造自由之感，它以粗犷豪放、简约明快、浑厚自然的艺术特色，为中国瓷器的发展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器成天下走  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景德镇制瓷业出现了“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的壮观景象。代表中国的瓷器从昌江舟车替航，顺流而下驶向长江，行销九域，驶向大海，施及外洋。
    早在宋代，景德镇就与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到明代，随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景德镇瓷器作为传播中华文明的最好器物也随之遍及东南亚、东非和西方各国。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景德镇的瓷器输出达到鼎盛阶段，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备受各国推崇，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也引起海外各国的共同探究和仿效。景德镇制瓷技术对世界各国陶瓷的影响，是中国其他任何窑场都无法比拟的，这是景德镇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制瓷技艺的高超成熟，御窑的设立，民窑的发展，使景德镇成为一座完整的手工业城市和中国陶瓷艺术与生产的中心。从此，景德镇瓷器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和品种，都为当时全国瓷器之翘楚，景德镇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