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和御器厂的来历

　　 明代初年，御器厂的位置在珠山之南，周围墙垣约 2.5 公里，房舍按照一定的规制兴建，是一组典型的封建官办工场建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陆万垓的《万历本江西省大志 . 陶书》，记载得非常详尽。这里，我们不妨作一详细的介绍。

　　 御器厂的建筑，分管理和生产两部分。管理部分是典型的封建衙门建筑。它的中间是三间正堂，接着是一间穿堂，再接着是三间寝堂，堂后高阜上筑一亭，明代题额“兀然”，清代改为“化绩”。正堂的两旁，还各有三间厢房。东南开着三座门。正堂的左边建有官署。官署开设大门三座，正堂三间，东西廊房六间。正堂之前，有仪门三座，鼓楼三间，东、西大库房各六座，内外库房八座。御器厂的东边，是九江道的衙门，西边是官员的公馆。

　　 生产部分的建筑，分“作”兴建。“作”，相当于现代的车间。御器厂共分二十三作：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各作房间多少不一，有的多至三四十间，少的只有一间。御器厂的窑，分为六种，即：风火窑、色窑、大小 火 监 火 黄 窑、 大龙 缸窑、匣窑、青窑，共计九十二座。厂内有媝井二口，船柴房十间，水柴房九间，放柴房八十七间，烧窑人役歇房八间。为监管工人劳动，有督工亭三座，狱房一座。为麻痹工人，在厂内建有玄帝、仙陶、五显三座神词，在厂外建有师主神词，对陶瓷工人软硬兼施，加强控制。

　　 清代基本上维持时代御器厂的“厂署规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有所改进和变化。我们将清代《景德镇陶录》卷一的“御窑厂图”，同明代陆万垓《万历本江西省大志》记载的明代御器厂规制相对照，可以看出清代御窑厂废匠役制，改为雇募制相联系的；还可以看到，明代御器厂中的大碗作、酒锺作、碟作、盘作、锺作等五作，清代调整为大器作、小器作、仿古作、雕镶作、创新作，把制品性质相同的圆器各作，合并为大器和小器等作。这些改进，是与清代窑业分工益趋合理，和在明代基础上不断创新的一致的。同时，清代御器厂在头门外修建了一座屏墙，屏墙与头门之间，建有东、西甬道，与街市相通。

　　 明、清两代御器厂的性质，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课题。

　　 宋、元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已相当发达，但还不具备工场手工业存在的条件，基本上是“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属于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和家庭作坊。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镇瓷业长期以来的不断进步，制瓷工场手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逐渐形成了，只要有拥有最低限额数量资本雇主的存在，只要有待雇的自由劳动者即准手工工工人的存在，工场手工业便会宣告产生。但是，这样的条件，在明代初期还不具备。明代初期实行匠役制，这种匠役制，有古老的传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手工业中徭役劳动者的户籍制度。这些手工劳动者被固定下来，世代延袭，所谓“工之子恒为工”。他们被称为匠户，他们的户籍被称为匠籍，他们被征发去服役，被称为匠役。这些手工业者，人身依附于官府，工作受制于行会。虽然明代初期和元代相比较，窑户们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尽管南宋以来镇瓷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将为自己开辟道路，总要找到适当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允许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但一时还不可能出现在欧洲有过的那种工场手工业，而只能先出现官办形式的制瓷工场手工业，这就是御器厂。御器厂有雄厚的经济来源，有在匠户制度下众多的轮流执役的手工劳动者，而它的组织者正是朝廷、官府。

　　 从御器厂的组织和分工来看，是相当完备和细密的，有许多局部操作，大都由专业性很强的工匠担任。从这方面观察，御器厂具有明显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例如，它有烧、做两行的作坊，有制坯作坊、制匣钵作坊、春碓陶土的作坊，还有制作各种大小圆琢器的作坊，和各种辅助性质的作坊，如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等，确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备。在御器厂内部，已经把社会上与制瓷业有关的各种手工业行当包揽无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御器厂是名符其实、门类齐全的大型手工工场。

　　 但是，从御器厂工匠的来源和待遇来看，我们对御器厂的性质，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御器厂工匠的来源，大部分是通过编役、上班等形式，小部分是通过霍募的形式而来的。名列匠籍的工匠分为两类，一类找年供役，免除其家的赋役；一类轮流上班，上班以外的时间自谋生计。匠籍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强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一种方式。在籍匠人没有人身自由，世代不变，它保证朝廷控制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御器厂的编役和上班工匠，都是基于匠役制被强制在御器厂内进行无酬劳动的，其中上班匠是名列匠籍的匠人，编役匠是明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由管理陶务的中官梁太监新编入的民匠组合而成的。霍募匠是通过雇募而来，在明代御器厂的初期数量较小，只是到了后来，才愈益增多。他们的工银菲薄，一般日工银只有２分５厘，高的也不过３分５厘，月工银也只有７钱５分，至多１两零５分。而且，有的工匠还是“拘获”来的，人身上也就没有完全摆脱匠户制的影响，不具有多少自由。但是，雇募匠的性质，比之编役匠和上班匠，较能适应御器厂中以分工为基础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力。雇募匠比编役匠、上班匠要前进一步。在御器厂内，还有一种夫役制，称为砂土夫和上工夫，专门在厂内从事一些辅助性劳动，大多是粗活和笨重活。砂工夫、上工夫，向饶州府所属七县摊派，数目比匠役稍多。砂土夫计１９０名，上工夫计３６７名，共５５７名。各县分摊如下表：

　　饶州所属七县分摊砂土夫、上工夫数 　　

砂土夫和上工夫的工食粮，每名每年７两２钱。“其银各府征解，本府验发，浮梁县贮库”。兴工的时候，“各夫赴县给领”，不是拨给御器厂散发，当各夫到浮梁县领取工食银时，贮库的工食银往往被官吏吞蚀，或者被移作他用，以致各夫领不到应得的银两。编役匠、上班匠、雇募匠、砂土夫、上工夫等工作艰苦，生活无着，尤以各种夫役更为悲惨。由此可见，如单纯从御器厂的生产组织或机体来看，应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但从那些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来看，仍然处于严重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受着匠役制的羁绊。御器厂中所存在的这种生产机体和生产者之间的对抗性，构成御器厂是一种匠役制下的手工业工场。御器厂的性质，就是一种匠役制下的工场手工业。

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原因，从宋代以来，直接生产者所蒙受的超经济强制，正在逐步趋于松弛缓和，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到了南宋以后，一度出现逆转，特别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时期。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曾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蒙古贵族进入内地时，也把蒙古族本身还存在的前封建制社会的劳动形态带了进来，使直接生产者的身份急剧下降。表现在手工业者的身上，就是当时的系官匠几乎处于一种工奴的状态。元代统治者把俘虏和搜罗来的工匠编为军匠和官局人匠，仅造作局院 70 余所就有系官匠人 42 万户，未入籍的只是少数“畸零人匠”。这种系官匠人规定要世代相继，婚配不能自主，甚至不允许分户各炊。元代景德镇官窑工匠，同样如此。明朝代替元朝，窑户、窑工的地位虽有所改善，但要有更大程度的改善，以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性质，一时还不易实现，还需要时间。这就是在明代手工业中实行匠役制的历史背景。

显然，落后的匠役制，在御器厂中已不能适应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和水平。先进的生产机体，要求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圈套程度的减轻，即由匠役制改变为募役制，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时手工业者由元代的工奴地位转到明代的匠役地位，其依附已有不容忽视的改善。正是国为有了这种改善，御器厂的工匠才具有某种程度的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明代的御器厂才名窑辈出，出现了高质量的永窑、宣窑和成窑等珍贵制品。但是，随着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宫廷的需要激增，社会上对陶瓷制品需求量也大为增长，上述那种不适应的对立状况逐步发展和日趋激化。例如，编役匠和上班匠生活艰难，服役繁重，“实不胜困”；砂土夫和上工夫存在“包泊冒领之弊”；工匠们生活无着，在加工青花颜料时，“匠师奸匿，众伙窃取”，如果看守严密，窃取青花原料遇到困难，匠师们气愤之余，就将青料大量堆积，造成烧制的瓷器“亮而不青，如徽墨色”；工匠们生产情绪低落，因循苟且，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等情况日渐严重。凡事积微成著，积小成大，终于爆发了 1597 年（明万历二十五年）镇民反对太监潘相的斗争。矛盾的发展，必将使御器厂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机体，最终突破落后的匠役制，导致匠役制度逐步趋于瓦解。所以，明代御器厂是一种过渡性的工场手工业，即向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过渡的一种工场手工业。到了明代后期，已开始采取佣官匠，“万历十二年，推官向撰申请班银编入征官解，匠稍苏矣；然而佣官匠之费犹在也”。这就是工匠交纳匠班争，以为官府用作雇佣工匠之用。匠役制度得到改进，工匠可以输银代役，工匠由力役改为银差。以银代役，到以银雇募，这在当时已是历史的必然归趋。匠役制度虽未明令取消，实际已经瓦解。清代初年，明令废除匠籍制度，班匠银摊入田赋征收。清代御器厂基本上实行雇募制，工匠的身分有了提高。如明代御器厂中的狱房，至清代就废除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又如督陶使唐英曾说：“缘以良工心苦，惨淡经营，并未扑责一人，贻误一事，卒之陶务得以有成者，实非偶然。”唐英在清代初期督理陶务多年，成效卓著，究其原因，虽与他本人的努力，即“良工心苦，惨淡经营”分不开，但他没有扑责过一人，却不能仅仅归结为他个人的品德和气度，而应当看成主要是由于明代人民和御器厂工匠长其斗争，赢了清初废除匠役制、解除贱民身份的胜利的结果。清代前期，陶工的身分确实获得圈套程度的提高，生活待遇也有了相应的改善。 1681 年（清康熙二十年）后，“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钱粮，按项发给”。在唐英督理陶务时期，御器厂的工匠，每月的工食银约为 2 两，这比明代御器厂的雇募工匠，提高了 1 至 2 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极为发达，有的制品，胎釉的硬度和瓷胎的机械强度大体接近，有些还略高于现代优质瓷的标准，这使清代康、雍、乾三朝赢了中国古代瓷业生产的黄金时代的评价。产生这种令人振奋的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匠役制的废除，陶瓷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陶瓷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从而使陶瓷工人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和较大的生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