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鼎泰”兴衰

余英泾的处事之道

从20多岁举业，到成为轰动全镇的首富，余英泾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其中有他工人的血汗，也与他的为人处事和经营分不开。
曹时生在《“三尊大佛”首尊窑户余英泾》一文中，通过走访，总结了余英泾的成功之道，就是在管理上，勤俭节约、减少浪费；在经营方面，主张和气生财、讲究信誉；在处事方面，严己宽人。
余英泾在自己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字幅，写着“黎明即起，洒扫清除”，这幅字幅告诫他自己和家人，要早起，不要贪睡，不要偷懒。他每天都会亲自到自己的坯房和窑房里查看，亲力亲为。在产品经营方面，他讲究“信誉”二字，销售的瓷器，暗指定价，绝不允许工人们将产品鱼目混珠，欺骗客户。
正是因为他对生产抓得紧，对产品质量抓得严，所以，他的瓷器吸引了大批客户，为自己带来了滚滚财富。
余英泾是都昌人，应该是都帮人。然而，他对帮派活动却不感兴趣。当时的景德镇有三大帮，即都帮、徽帮和杂帮。都帮，是所有旅景都昌人为一帮，势力最大，以冯、余、江、曹四大家族为首，把持窑业，被称为窑户。徽帮：徽州六县旅景人士组成，即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从事百货、原料等行业，垄断金融，所有钱庄全部是他们开的。杂帮：其他人统称杂帮。
然而，余英泾却和瓷界艺人和文人交往甚密，珠山八友等常和他有来往，并有字画相赠。如安徽黟县人王大凡、毕伯涛等均有画作赠给他。著名雕塑家曾龙升曾经为余英泾捏过像。余忠琦说，曾龙升给祖父捏瓷像的时候，拿着釉果，一边和祖父聊天，一边捏，没过半晌，祖父的瓷像就捏好了，且神态自若。这尊瓷像一直保存到“文革”时期，破“四旧”的时候，瓷像被砸得粉碎。
余英泾不喜欢和官府打交道，对工人和街坊也不摆架子。当时，镇上如果谁家老了人，总喜欢请些有身份的人站在送葬的队伍里，凡是街坊们请，余英泾从来不拒绝，包括穷人，送完葬后，他一般不会提前退场，而是与死者家人一道吃完丧饭再走。
因为余家的财势大，常常有人到他家讨接济，余英泾一般不会拒绝。也有很多吃饭不愿干活的“混混”，也常到他家要钱。对于这些人，余英泾也不想去得罪，往往是照给不误。时间一长，很多人都以为余英泾养了一伙“混混”，都不敢与他作对，换句话说，可能也是这样的震慑效果，使得余英泾在经营上得到了意外的便宜。
这是不是余英泾的有意为之，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请佣人的大户
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中，我们看到很多大户人家或乡绅，家里的仆人众多，他们服侍着主人一家大小的饮食起居，这些，在几年前热播的《青花》中，我们都能看到那场景。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当时身居景德镇首富的余英泾家，却从未请过仆人（不算坯房窑房里的工人）。这点，出生于1942年的余忠琦可以证实。他说，他出生时，爷爷虽然去世，但祖母依然健在，家里仍旧很富裕，但他和姐妹都没见过家里有仆人。
不是余家请不起仆人，而是余英泾有着与他身份极不相称的节俭。
余英泾的妻子袁福香是余干人，从小到余家当童养媳，也是个穷孩子出身。与丈夫完婚后，一直操持家务。余忠琦说，祖母很勤劳，不像电视里的“地主婆”，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粗活、苦活都自己去干，不管事情大小都自己去干。后来，余忠琦的母亲也是这样，所以，一直到解放，他家里都没有请过仆人。
袁福香在街坊里，很有口碑，因为她是余干康山村人，所以人家都爱称呼她为“康山婆子”，余英泾在乡下有百亩田产。每年，袁福香都要雇船到乡下收租，如是夏天，她还要带些人丹、十滴水等解暑药品送给佃户。
说道余英泾的节俭，现在很多人都难以相信。他坐拥万贯家财，却是“两件长褂穿一世，木板旧房度一生”，也许这有点夸张，但其节俭的程度可以窥见一斑。当时，景德镇的很多富户都讥笑他。
这里，有个坊间的传闻。有一次，余英泾去参加一个大户人家的宴会，席间，他对其中的一盘菜说三道四，也就是挑剔菜的味道不怎样，当场，一个老板就半开玩笑地说他：“这总比你家的馊饭馊菜好吃吧？”原来，他们知道，余家的剩饭剩菜从不轻易地倒掉，直到变味了，也会自己吃掉。
余英泾如此节俭，并以此为家传，然而他的儿子余豪元却在他死后没几年，做出了一件让他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最后的奢华
1942年，余忠琦的出生地，并不在江家坞29号的木板房里，而是江家坞27号一座二进三开间的豪宅里。这房子是余豪元建的，是在余英泾死后的第六年。
余豪元，字名鼎，生于1898年8月，是余英泾的独子。他出生的时候，余家已经开始兴旺。余英泾因为自己只上了两年私塾，深感读书对人一生的重要性，所以，他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很早就将儿子送进了学堂。
1925年，余豪元毕业于南昌豫章政法专科学校，曾任江西实业厅咨议兼任江西账务处委员，如果余豪元一直从政，凭他家的财势，或许很有前途。然而，余英泾却并不喜欢儿子从政，只希望他学业有成后来继承和发展他的“余鼎泰”。当年，国民政府曾拟任余豪元为外地一个县的知事，因家人反对，余豪元未能赴任。
1929年9月11日，余英泾去世，结束了颇有传奇的一生。他死后，家业交给了余豪元打理。余豪元一直在外读书，对陶瓷生产和经营一无所知，对做生意也不感兴趣。自从余英泾死后，余豪元基本上没有管理过窑屋、坯房，坐吃家财。只是偶尔兴趣来了，装上一船瓷器到外地变卖，生意所得用来一路游玩。好在余豪元有“三不”，不嫖不赌不抽大烟，尽管他不再经营“余鼎泰”，然而父亲留下的家财，也足够他维持一个大户人家的架子。
余豪元没有尝受过像他父亲那样创业的艰苦，对家中的钱财看得十分淡，加上他豁达大度，乐善好施，他对各种各样的募捐、赞助、施舍，从不吝惜金钱。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余豪元捐款1万大洋，雄踞榜首。
1935年，余豪元做出了一件让父亲想都未想过的“壮举”，他将位于江家坞的几幢坯房和老屋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轰动全镇的豪宅。这就是江家坞27号的老宅院。
该宅院南与江家坞横弄交界，东连西栅门，西连犁头嘴，具有西式风格。房子平面呈日字，建筑面积760平方米，二进三开间，一二进院落西侧建有三间陪屋，主宅以天井为中心开设单元，正房与厢房通道出入两边陪屋，构架为穿斗抬梁混合。令人叫绝的是房梁与门窗的雕刻装饰，据称，仅雕刻匠就在他家干了三年。遗憾的是，这些精美的雕刻，已经毁于“文革破四旧”运动中。解放时这栋老宅曾做过艺术瓷厂保育院，2005年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余豪元花巨资，建造豪宅的动机，已经无法考究，他也未对子女和外人说起，但豪宅的挺立，却让这户景德镇首富有了相匹配的“壳子”。然而，余豪元却没有想到，此时的余家，已经不能和父亲在世时相比，因为，他的收支杠杆，已经严重地发生了倾斜，三尊大佛之首，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相对于父亲余英泾，这是绝对的奢华，但这也是余家最后的奢华。
抗战结束后，余英泾生前留下的家财，已经到了水枯河干，余豪元所顶着的，也只是一个“大户”的空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