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人物画作为中国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画最早出现的画种,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艺术而独具东方品味的人物画科。工笔人物画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淀了一套完整的表现规律和格法,展现出独有的中国画审美特征。工笔人物画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追求一种超物质精神本源和自然具象的束缚;其次是“以形写神”的法则入画,追求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的“意象”造型观;三是“以线立骨,尚骨气”的主要特征。线是工笔人物画画面的主要构成要素,线是中国画特定的语言符号。工笔人物画是在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艺术,补充和完善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文化艺术呈现出活跃状态。由于佛、儒、道的相互影响,玄学应运而生,中国绘画美学因此受到玄学影响而表现出对主体精神的强调。正因为如此,顾恺之提出的“传神论”是明显带有佛教思想印迹的美学理论,并在技法上用“春蚕吐丝”的笔法创造了“高古游丝描”。开创了一代画风,确立了工笔人物画的基本特征,成为中国人物画开创性的人物。而唐朝为适应儒家理论主义者教化功能之需要随着封建统治的极盛而达到高度写实风格的极端。画家们在创作中注重个性的发挥和技法的完善,也使艺术技巧更为丰富与多样。阎立本变顾恺之的“春蚕吐丝”描为更加浑厚刚劲的铁线描,确立初唐工笔人物画风。吴道子则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承先启后被誉为“历代画圣”,有“吴家祥”之美称。而周昉以“浓丽丰美”的造型,飘逸厚染的设色,以现实生活为本创造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唐代妇女形象,成为仕女画的楷模,被称为“周家样”。张萱则开创了工笔人物画绮丽华滋的重彩画风,对周昉的影响很大,成为“吴家样”的开拓者。五代顾闳中成为该时期人物画的杰出曲范,其代表作《韩熙载夜宴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极具有史学价值,两宋时期白描则已形成为独立画科,李公麟虽不是白描的开创者但把白描的创造归于他,他开创了以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趣基调的透逸、疏朗、简雅、放达的一代画风,给中国画的“骨法用笔”添上了精彩的一笔,成为后来的必修之课。艺术的发展当随时代,而赋予时代意义的艺术总是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在与外交流融合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工笔人物画也是如此,中国工笔人物画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走上了复兴之路,再次证明了其存在的艺术价值。在这一时期,一批工笔人物画家给衰落的工笔人物画带来了新的希望,其杰出的代表有徐悲鸿,他 开工笔人体之端,把油画写实的造型方法、中国人文化的笔墨结合起来,以素描为基础,把传统线描推向一个新境界,为濒临绝境的工笔人物画开拓了新路。林风眠从西方现代派绘画 入手,他的作品既没有传统形式的空白,也看不到传统的文人笔墨,更没有文学式的比兴寓意,而是追求绘画本质属性的回归,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崭新广阔的道路。潘挈兹一生坚持工笔画事业,他入手明清后宗法宋元,广泛吸取异域绘画的精华,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拓宽工笔画的领域,为工笔人物画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何家英作为工笔人物画新生代的代表,他的工笔人物重彩画能从传统艺术中把握底蕴,又能恰到好处地吸收采纳外来艺术的营养。把工笔人物重彩画的表现力在当代被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发挥到了极致。唐勇力则较何家英更具“写意”倾向,他在体会古人的审美情结后把自己的艺术推向一个极致,他那迷离扑朔的意境更体现了画家个人情绪的诠释,有着古典的文人气质。当代陶瓷艺术家在传统和现代艺术之间选择了解过去才能发展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