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瓷（五彩）

    （一）
    为辩明“国瓷”的归属，醴陵人和景德镇人曾颇费唇舌。
    这不过是个误会。  “国瓷”不过是个有歧义的名号而已。回望几千年的陶瓷历史，西安的唐三彩、德化的白瓷、景德镇的青花以及醴陵的釉下彩瓷，都能代表不同时代的中国。单就国宴用瓷或者国礼而言，醴陵人更应该理直气壮。如前所说，虽然1975年，景德镇人也曾研制过主席用瓷，但后续的开发和生产规模确实稍逊一筹。
    毛泽东是湖南人。醴陵人会以如此不容辩驳的事实捍卫自己的骄傲。但陶瓷业快速发展的历史似乎更值得成为论据。据《醴陵县志》记载，这座毗邻长沙窑的古邑，清雍正七年开始烧制瓷器，光绪年间达到鼎盛。虽然相对于有着千年陶瓷史的景德镇，它不过是个后起之秀。但其崛起的速度和稳定的产业化进程着实让人吃惊。除了拥有足以和景德镇媲美的地理条件——湘江支流渌水穿城而过，沩山则带来了丰富的矿藏—一“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为它提供了强劲的内在推力。
    “珠山八友”创始人之一的王大凡最喜欢读《曾国藩家书》，但他或许没料到湖南人也能造出精致的艺术品。整个清代，醴陵陶瓷一直寂寂无名，这主要归因于工艺的滞后。它虽然毗邻江西萍乡，距离景德镇只有500多公里，但由于崎岖的山路以及几代皇帝对于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无法东南取经。两座“瓷城”的隔绝一直持续到帝国最后的挣扎期。
    此时，洋瓷的倾销已令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再也无法承受，于是一个原本被贬斥的湘西官员重获新生。这个叫熊希龄的人，在朝廷和当地士绅的支持下，于1906年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并开设了醴陵瓷业学堂——这要比景德镇近代的转身早三年之久，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设了瓷业公司和学堂，俨如对垒。
    熊希龄促成了两座城市的第一波交流。除了日本技师，他还盛情邀请了景德镇的能工巧匠一起来醴陵合作，共度时艰。遗憾的是，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外援”的名字。醴陵现有的资料只记载了瓷业公司中两位著名画师：萍乡的张晓耕和浏阳的彭攸琴。据说前者“既是釉上、釉下的全能艺人，又是才华横溢的书画家，金石、书画和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同时又对刻瓷、微雕和指头画有很深的功力，堪称旷世奇才。
    当时湖南瓷业公司仿照日本陶瓷公司结构，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部门，并使用德国和日本进口的设备，严格遵循现代陶瓷制造的工艺流程。其他部门有条不紊地工作，但彩绘室却有一阵不小的骚动。
    瓷业公司的许多画师以为，景德镇人的到来大有裨益，几百年官窑熏染，古风想必还在。但对日本技师安凡理吉和大凡理吉，就不是那么欢迎——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和尚的名字应该叫做鉴真。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幸好这几位日本人都十分谦虚，他们不停解释日本文化与唐帝国的渊源，声称此次前来只是讨教。隔阂逐渐消除，倒不是因为他们坦诚的语气——对于煌煌大唐的追忆和想象，总促使寂寥的后世画师捕捉往昔的碎片和色彩，踏上一段段漫长而艰辛的修复旅程。
    这一趟由熊希龄带领的旅程抵达了一个辉煌的节点。1 91 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上，湖南瓷业公司选送的“釉下五彩扁豆禽瓷瓶”如愿拿到金奖——共享这一殊荣的还有景德镇的王大凡创作的瓷板画《富贵寿考》。

    今天看来，醴陵釉下彩瓷从这一荣耀中获益很大。“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国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市场的强劲驱动让釉下瓷产品迅速投入大规模生产，甚至润及了此后的醴陵陶瓷产业。而王大凡的瓷板画只是为他个人锦上添花；当然，也可以说再度提升了景德镇的名声——如果这个早已被中外熟知的中国瓷都，还有这个需要的话。
    方此之时，殷弘绪已辞世180多年，从巴拿马博览会上归去的西方人依然迷惑不解：东方陶瓷密码不是早就破解了吗？但他们仍可庆幸，陶瓷“战争”中他们还是占着优势。而1 5年后，湖南瓷业公司宣告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