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精神现象和文化性质（上集 长篇 钟莲生/稿件）

『本稿是钟莲生老师对现代艺术通过理论高度给予的回应与思考，本稿分为上下两集』“创新”是现代主义艺术所崇尚的价值目标，它一方面表达了人争取艺术自由、自主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使艺术家陷入·影响的焦虑”之中，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筑起一道壁垒以证明自我的独创性，以致无端地抗拒。解构传统以显示自己的独创，以致将艺术变为难以通融的个人话语，这无异于人为地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令人忧虑的是，人们对万花筒般变幻的艺术创新景象自然会产生一种无序感，这种无序又会破坏整体艺术意义的构建。而现代主义艺术之“创新”的思想源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非理性文化思潮，它在一段时期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潜流。今天，站在复兴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的立场上，在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目标下，重新审视现代艺术中的“创新”精神现象及其文化性质，实属必要。本期刊发的钟莲生的《破解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精神现象和文化性质》一文，便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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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思想基础——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深入分析，认为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既对人类的自我解放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它反理性主义的偏激立场，对人类社会和艺术文化，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并把艺术文化一步步逼向绝境。为此，重新确定理性精神在艺术文化中的支撑作用，重建人类现代艺术文化场的民主体制，正是艺术重新恢复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艺术文化场 民主体制 非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艺术文化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这个概念的实质早已存在，只是人们没有以一种全方位的观照来审视、重视它。所谓艺术文化场，就是与艺术相关的一切活动所构成的整体空间。它包括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也包括艺术研究、流通、传播、管理等机构的活动，更包括艺术接受者的接受活动。在这个整体空间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人们在经历过20世纪的文化风暴之后，应该会赞同这样的回答：所有的在场者都应以平等的身份、民主的方式以及理性的精神，来建立起一种平衡、协调的互动关系。艺术文化场只有在平衡，协调的状态中，才能真正推动艺术文化的发展。而民主体制是艺术文化场达成平衡、协调的基本保证。正如英国当代思想泰斗卡尔·波普尔在《论文化冲突》一文中所说的，民主制度是“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和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更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更乐于改革”。[1)也就是说，艺术文化场的民主体制既要能保障艺术家创造自由的话语权，也要重视理论家文化挖掘、观念创新和疏导的话语权，艺术传播机构推动艺术健康发展的话语权，艺术管理、流通机构组织各种艺术活动的话语权；而广大的艺术接受者，则有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力，挑剔并批评艺术作品的话语权。
在各种不同身份的话语权中，艺术接受者的话语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永远都是艺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在现代民主体制中，艺术接受者已不再只是帝王、贵族等少数人了，它已从资产阶级扩大至广大的中产阶级，直到广大民众。因此，现代艺术文化场的每一个在场者都应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因为一种误导会导致艺术文化的混乱，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是以感性的力量显现出来的，但它仍然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来作为内在的支撑。艺术上的理性失衡，如同政治上的理性失衡一样。譬如失去理性的德国日尔曼民族情绪的自我膨胀，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浩劫还小吗?政治上的民族情绪的自我膨胀人类可以用政治和战争来清算它，那么艺术家在现代、后现代艺术运动中的自我膨胀、自我扩张，乃至于自我放纵，虽然在上世纪末已受到空前的抵制和批评，但还并未从文化的本质上得到清算。尤其在中国，它还如同“皇帝的新衣”，随着流行的文化之风，蛊惑着一些肤浅的追逐时尚的人士，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某些艺术文化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客观地揭示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的本质，让人类的艺术文化恢复它本来的面目，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就现象论现象，或者就艺术论艺术，却常常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就必须深入到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影响艺术文化发展、变化的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中，去一层层剥开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现象的文化性质，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还艺术以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运动是在19世纪后半叶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正是在西方哲学由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研究、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转到对人自身的研究这一过程中，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前，人是在宗教荫蔽底下喘息的，直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是这样来认识自己”，[2)人才发展了自我。而这一时期的艺术虽然回到了“人间”，但仍然还是贵族阶级的仆从。十七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后，理性文化的胜利促进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文化建立了以自我意识为主体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自我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伟大胜利。因为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性精神给人的自由发展——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提供了一个基本可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允许每个个人的最大自由与每个其它人的最大自由并存”。[3)因此，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运动，再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演变过程中，由自我发现到自我肯定，再到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自我解放的认识过程，也在少数资产阶级个人身上得到体现。然而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诉求，它还只是一种遥远的理想，直到19世纪叔本华提出了“生命意志”或称为“生活意志”的思想，才把唯我主义的本体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4)这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正如现代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提出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认识自我。”[5)而尼采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叔本华的思想，把人的生命和本能看成是一切认识和行为的动力和标准。生命的过程是“一种冲动、冲力、创造力，或者说一个不断自我表现、 自我创造、 自我扩张的活动过程。”[6)这就是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核心。他猛烈地批判理性主义，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认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这一切只是他追求艺术、追求谎言、逃避‘真理’，否定‘真理’的意志的产物”。只有在梦中，在醉中，才能真实地体现生命的强力，“梦释放视觉、联想、诗意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力”。[7)因此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8)
这里，在尼采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两种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倾向的源头。 ·
一、他对人的直觉、本能和生命的“内在真实”的讴歌，以及对人的激情、活力、创造力的肯定，并把艺术提高到生命的最高形式，不但填补了人类文化对人的自身观照的空白，也确立了艺术在非理性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在哲学上形成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两只翅膀”。只有当这“两只翅膀”同时展开，人类文明的推进才不至于失衡，不至于造成文化和社会的动荡。在尼采之后，以柏格森、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的存在主义，乃至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研究，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异质平等”观等等，都是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想的延续、汇集和发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来提示人的本真，体现人的价值回归的意义。这股汇集起来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为当代人的自我解放及社会全面的开放，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
二、尼采的偏激思想和反理性主义文化的极端立场，又把非理性主义文化带进了荒谬的泥沼。那颠覆性的冲击力，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造成了剧烈的震荡。这里，尼采以非理性主义立场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不单是从逻辑推理出发，从直观和直接可靠性出发”，[9)也就是说从直觉出发。那么这种批判的根据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化、主观化的层面上。尼采认为理性必然会限制和扼杀人的生命和本能。愈是经过理性训练的饱学之士，也就愈缺乏激情和创造性。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以往的哲学，都是虚构和谬误的结果。[10)尼采甚至认为：“‘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力量。”C11)这里，尼采正是以“直觉”来“批判”理性，并把以往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到的人与世界的一切文化成果，全部囊括到直觉、本能的“加工改造”中，认为“人们的任何概念、判断、表象都是出于人们的需要。激情、本能、倾向，是非理性的主体加工改造的结果”。[12)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尼采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他致力于扭转人们的常识观念，否定理性和科学具有认识实在的权威性，把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推给非理性的直觉去把握”。[13)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各派别都“不约而同地把人的存在、自由、创造与他人、社会、自然，以及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科学理论对立起来”。[14)然而，非理性主义文化由于它反理性主义文化的偏激立场，让人性的弱点也得到了全面的释放，因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自我膨胀、自我扩张、自我放纵!这种人的自我膨胀、扩张、放纵，表现在人的心理特征上为自私、·自大、贪婪、无知，表现在文化特征上为反传统、反逻辑到反文化，张扬“个性”标榜“自我”以及急功近利的“标新立异”，表现在社会行为上为目空一切、不满现状甚至仇视异己；逆境中则沉沦、颓废，顺利时则张狂、歇斯底里并带有侵略性……这种人性的弱点借20世纪非理性文化大潮的掩护，对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非理性文化对人的自我实现的进步意义和破坏作用，就像真理和谬误一样，只有一步之遥，使人难以区分。而且这种自我实现的理论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尤其是年青人的需要，于是更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而青年阶段又正是理性孱弱的人生阶段。这样，理性主义文化在20世纪尽管对人类文明的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仍被非理性主义文化汹涌澎湃的浪潮所掩盖。因此又可以说，20世纪是青年人为实现自我的价值，突破理性防线，走向激烈的“革命”的世纪，这种“革命”，一方瓦含有对以往种种不合理，或不够合理的价值观的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会破坏人类文明的结构和秩序。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在两个方面，如随着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自己的风靡世界，德国纳粹党(即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群激进的青年人在德国掀起一阵阵“尼采热”而催生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思想家之一的海德格尔，也曾公开表示支持希特勒。为此，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思想泰斗哈贝马斯，曾当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代言人、狂热的尼采主义者福柯的面，痛批尼采有思想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恶果! [15)以尼采思想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同样是带着那种人性的弱点——人的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膨胀、自我放纵的全面释放，对人类数千年来建立起来的艺术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破坏，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恶性肿瘤，一时还难以找到切除的突破口。
乍看起来，西方的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视觉革命”运动，是由于照相技术的出现而引发的。但照相技术的出现，丝毫没有影响印象派画家们表现大自然色彩的激情。被称为“色彩魔术师”的莫奈终生都孜孜不倦地实践着对大自然色彩的感受和表现。就连稍后的纳比派画家们，虽然他们寻求比现实更高的“精神现实”，“渴望‘自我表现’的快乐”，[16)但始终没有离开现实和艺术的审美要求。正是在这个时候，19世纪的下半叶，文化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震动了理性所建构起来的一切秩序。概括地说，个人主义价值观建立以后，人的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因此这一时期的科技的发展，“揭开了现代科技革命的序幕”，并推动了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不但造成贫富的悬殊和对立，也造成了人性的异化。[17]在这种对立和异化中，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加强，青年艺术家对官方文化机构的不满与对抗便与日俱增。而艺术家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强烈要求迅速向自我膨胀、自我扩张、自我放纵方向发展。因此，在艺术文化界，这种对抗便一步步蕴酿成一场文化革命风暴!其前奏正是“从在上一代的受到藐视的作品所给予的提示为出发点”。[18)对抗的第一步，便是制造出一个“塞尚神话”。
塞尚是个值得同情的悲剧式人物。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了富翁，为人也仁慈慷慨。但他在艺术上不但毫无天赋，而且还十分笨拙。虽然他多次考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但由于他[“滥用颜色”，结果只能是屡试不中。他的画不但“别人不喜[欢，而且连他自己也不喜欢”，甚至自己“厚颜地把它们称为I‘杂烩”’。印象派画家马奈也称他的画为“龉龈肮脏的画”。就连“美术学校的拙劣画家，对他也极尽嘲笑”。[19)一生都在梦想自己被别人“认真地被看作是一个画家的愿望，而不是对荣誉的渴望”，希望官方沙龙接受他的作品。他甚至叫道：“我真希望自己能人选布格罗的沙龙!”[20)当一个画廊展出塞尚150幅作品，莫奈出于同情，用800法郎买下他一幅作品时，“报界感到愤慨，人群聚集起来表示反对，官方画家们甚至跑来抗议展出”。出于和官方及公众对抗的意．囝，那些无法出名的青年画家却故意抬举塞尚了。1895年，画商伏拉尔展出20年没露面的塞尚作品时，观众又被激怒了，观众认为此举是对他们的亵渎。[21)但那些几乎是自学的青年“艺术家”们，便拥戴塞尚为他们的领袖，将他树立成为一面对抗官方沙龙的旗帜! “必须把自己的心与灵魂投入战斗，反对一切画派”。[22)这场艺术革命的风暴实际上正是从抬出塞尚开始的。西方现代派画论中所刊载的塞尚的一些“画论”，实际上也是那些存心对抗官方的艺术青年“创造”出来的。在塞尚一生最后的两年时间里，-'62据称是高更“学生”的艺术青年爱弥儿·贝尔纳，于1904年拜访塞尚，“诱使塞尚有系统地说出他的艺术思想”。憨厚的塞尚感到很窘迫，还是劝他“不要写文章”。[23)但爱弥儿·贝尔纳还是发表了塞尚给他的“信”，信中，塞尚“说”出了他的一句“名言”：“要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正是这句话，给立体主义等现代派找到了“理论根据”。但在塞尚所有的作品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圆柱体”、“球体”或“圆锥体”之类的追求，最多只能在他那粗率的笔触中，看到一排排散乱而毫无表现力的颜色。也就是说，从抬出塞尚开始，艺术“革命家”们为了对抗官方沙龙，实际上也对抗了人类数千年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不但“创造”了“塞尚神话”，也“创造”了塞尚的“理论”。而且在以讹传讹的强势宣传下，人们几乎再也没有怀疑这位在艺术和艺术思想上毫无作为的，虽然是值得同情的悲剧式的人物。这正中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句名言：“谎言说一万遍也会变成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