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很好解释这一现象。在桑巴特的奢侈品概念中分为量的奢侈和质的奢侈，艺术瓷属于后者。奢侈品时常是一个弹性的市场，人们可以选择景德镇的艺术瓷摆在客厅里，让这个客厅更有品位，人们同样可以不这样做，或者选择摆一个根雕。不同于德化或潮州的餐具，这些日用品市场是一个刚性的市场，人们没得选择，餐桌上必须有这些。
周思中认为，景德镇的艺术瓷就像金鱼，它能够拥有的生存环境很小，而日用瓷则像鲸鱼，它需要广阔的大海。而现在人们正将这尾金鱼放入大海，但事实上并没有更巨大的市场满足这尾被当作鲸鱼一样饲养的金鱼。
景德镇的艺术瓷面临着鲸鱼式的生产模式，这样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艺术瓷的产量剧增，其二是艺术瓷的质量下降。
在传统的销售渠道难以消化这些剧增的产量后，低价倾销成为了最后一条路，周思中在外地就多次见到景德镇的艺术瓷被简单粗暴地摆在小区空地销售，景德镇的艺术瓷从神坛上走下，沦为廉价的地摊货。
十大国营瓷厂一夜倒闭则令景德镇瓷业主力军和有生力量自行瓦解。仿古好卖，大家都去生产仿古；薄胎好销，大家都去生产薄胎，结果一只薄胎瓶只卖几元钱；青花好销，大家全去弄青花；粉彩好走，大家都上粉彩———景德镇成了一个在最低成本价上血光火影的惊险竞技，无行规的竞争致使景德镇的劳动价值集体贬值，生产得越多越赚不到钱，如同病毒在不设防的“城市”或产业中蔓延，使之可能随时瘫痪。 　　
而景德镇历史上聪明的工匠们就意识到这一问题，至少在明清就有相当严密的行帮组织，“主顾有定，不得乱召。”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则云：陶有窑，窑有户，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各窑各户各工各作各家做什么品种，都有严密的规定。也正是这种严密的规定和行规促使着景德镇这块大蛋糕在组织中分工与合作越做越大，分工造成了各项技术的精益求精，合作造成了景德镇形成独一无二的瓷艺蛋糕，你要分一杯羹却无从下手。正是分工与合作推进了景德镇的技艺，正是垄断和行规确保了景德镇在全球竞争中瓷器质量及其技术的稀缺性，从而获取分食整体的“垄断利润”。
但在今天，没有任何竞争的种类限制及行规，也没有任何垄断的技术及制度工具。任何一个新技术和产品一旦出现，也是它马上普及和克隆的开始。其最终的结局是生产过剩，而根本上在于生产规模的任意放开和扩大。
恶果正如前述，在保证不了艺术瓷的稀缺性后，其价值也随之下降，并出现产能过剩而滞销。
如何保证艺术瓷这种奢侈品的稀缺性和价值成为当务之急。
头痛医头有时不是治病最好的方法，单纯控制展销同样不能从根本解决艺术瓷稀缺性问题。
艺术瓷的生产应当具备垄断性，行业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应提上日程，通过法律来控制摹仿之风，而不是简单的人治。这样能达到的效果是独创性受到保护，稀缺性得以体现，价值也就能够提升，然后创造性受到鼓励，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圈。
思想观念上也必须改进，许多行业从业人员都不具备职业观和职业道德，他人的劳动常常得不到尊重，拿来主义盛行，创造性因此受到抑制。这又涉及这个民族的职业观、道德观，及植根于生命之中的信仰体系。而在中国，由于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也行不出真正的道德，当然也难于建立认真做事、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职业道德观了。
重新捡起日用瓷生产也尤为重要，之所以艺术瓷被鲸鱼式生产，日用瓷生产凋敝剩余的生产力转移是原因之一。将这部分生产力重新纳入日用瓷生产轨道，则艺术瓷之困也迎刃而解。发展非陶瓷产业本来也是一条出路，但作为千年瓷都捧着金饭碗去讨饭吃，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总之，景德镇的兴旺需要这个城市的人有一次彻底的灵魂的大洗礼，从中长出全新的生命，那是一种自由、强健、丰盈、自尊、洋溢着爱和尊重、宽恕和博大的灵魂，他们做的事不伟大，但他们用伟大的爱去做好每一件小事，在做好每一件小事之中，每个人都找到了巨大的成就感和生命的尊严。
天然天生的瓷都
上帝护佑这些城市。

在对中国一些瓷业城市的比较后，周思中发现了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这些相似的地方造就了这些瓷业城市，而其中的景德镇更是天然天生的瓷都。
瓷业生产不可能出现在政治中心，但又不能离得太远，政治枢纽的次中心和亚边缘提供了这种地缘平衡，这保证了瓷业发展的空间。景德镇就处在这样的地带，在南宋景德镇离杭州不远；到了元朝以后，景德镇虽然远离各朝都城，但她处在南方各大城市的聚焦点，以景德镇为圆心，我们可在圆周上找到南京、杭州等大城市。
除了地缘政治的要求，瓷业城市必须拥有丰富的天然瓷业资源。景德镇有高岭土和丰富的木材资源，木材的需要很好理解，在煤窑之前，所有的瓷器都需要用木材烧制。龙泉、德化和五代时期的耀州窑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才能孕育出瓷业文明。这些瓷业城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都没有其他的天然资源，发展瓷业几乎是华山一条道。
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源就是水运资源，这种古老的资源提供了包括能源、生产和运输等诸多功能。景德镇有昌江，昌江下入鄱阳湖达赣江至赣州转广东；还可自鄱阳湖至九江转长江上下游各城市；还由长江至上海吴淞口出海。因此，景德镇这个工商业都市，最初是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昌江河上运输十分繁忙，城区沿河有三洲（黄家洲、西瓜洲、拜天洲）、四码头（许家码头、曹家码头、湖南码头、刘家码头）。每天无数中小船只穿梭往来，许多精品瓷器，就靠昌江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长江出海，器行九域，誉满全球。
昌江还给瓷业生产提供了动力，现在在昌江的许多支流上仍能见到许多水碓，这种古老的工具以水为动力可以粉碎瓷石制作瓷土釉果。“造瓷首需泥土淘炼，尤在精纯”，就是要用澄清无杂质的水拌和瓷土做坯，淘洗极精。
景德镇能成为瓷都延续千年瓷业文明，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外，还因为她非政治中心，也不是军事战略要地。吉州窑的毁灭就是一个反面例证，这个存在时间极长的瓷业生产地，就是毁于战火。而景德镇千百年来几乎未遭遇较大的战争，安宁的环境吸引了八方工匠前来瓷都工作，瓷业发展也得以代代延续。
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近现代之前景德镇没有设置行政区属，不是县府也没有军队驻扎，这让景德镇具备了去政治化的特征，政治符号不明显。这样的地方近人文化特征显著，陶瓷及相关艺术发展受到鼓励，非陶瓷艺术领域则受到抑制。
景德镇单纯得自然，甚至在古窑看到的坯房支撑的木材都是未加工的木材，歪扭弯曲没有任何修饰，挖开现在

覆盖在路面上的沥青，下面是一层层的瓷片和渣饼，一眼就能看清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有着怎样的故事。
上帝保佑景德镇，保佑着景德镇似的瓷业城市。

这个城市的人
他们不是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他们靠整体化运作而成就伟业，而一旦脱离这种整体化，将一事无成。

八方工匠汇瓷都，瓷工们的勤劳和智慧垒起了太平窑里的千年窑火，创造了一个城市，一个神话。
随着瓷业的发展，景德镇的制瓷工序越来越被人称道，其分工之细匠人之专让人惊讶。在惊叹于他们精湛技艺的同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史学家开始给他们划分成分，他们认为在中国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景德镇也是萌芽之地，而瓷工们正是被资本家们雇佣的无产阶级。
雇佣关系的存在，细致分工的业态，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深入探讨可以发现，那时的景德镇瓷工并非《资本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共产党宣言》意义上充当先锋队的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的构成是无产者。什么样的个体才是无产者？在资本主义文明发源的西方很容易找到无产者的模板。
15世纪末开始的西欧圈地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西欧的圈地运动不同于中国清初的圈地，西欧的圈地运动中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了机械化工业的工人，而清初失地农民则成为了流民、乞丐或佃农。
这些西欧失地农民加入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大生产，他们聚集在城市，彻底与土地没有了联系，在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倾销的大背景下，他们从封建社会的塔基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塔基。
而大约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工则不具备以上特征，瓷工们由农民和贫民混合而成，他们在景德镇周边的县乡都还有着土地，瓷工中的大部分只是兼职工人，他们是小生产者而非无产者。
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全球性的大背景，生产的产品依然是欧洲人喜欢的高贵的瓷器，而不是西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后倾销的廉价纺织品。
这样的群体因为族群和行业利益被分为不同的行帮或帮派，他们共同的维权对象不是雇主，而可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没有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很高的觉悟，农民思想让他们止步于小生产者，而不是进化成为带领中国社会走向前进的工人阶级或者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农民思想的优点和缺点一样明显而局促，他们有小农意识，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保守地只记得光宗耀祖，缺乏真正的职业观，没有事业心，他们工作仅仅是为了有饭吃，而不把工作看成是一生的事业。他们是没有事业心而只有手艺的人，而其手艺仅仅能够解决其吃饭问题之后便不再增长。他们祭拜窑神靠天吃饭。
无可否认，正是这样一群人制造了千年瓷都的神话，他们勤劳朴实、任劳任怨，为了微薄的报酬不辞辛苦，他们智慧是狡猾的，乡土的，小打小闹的，经验式的，他们没有理论总结，没有宏观思维，也正是这种小农式智慧不断地改进着工艺，保证了景德镇的瓷业不断延续和发展。
但在全球化大生产面前，这群人再也无法带领景德镇瓷业走向前进，他们的局限性同样也成为了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