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课：由盛至衰的转折

景德镇制瓷业经过自汉以来160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进入清代，瓷器生产工艺和产量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极盛时期。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景德镇瓷业日益萎缩凋谢。到解放前夕，景德镇瓷业已是奄奄一息。这一课我们就将要了解到景德镇瓷业由盛转衰的过程。
景德镇瓷业的最高峰 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明代以来所有瓷器的品种和式样得到全面继承。甚至连久已失传的宋代五大名窑的工艺也被发掘出来，再现于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景德镇历史上制瓷业的最高峰时期，也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景德镇瓷工对各种制作技艺的掌握和各种装饰材料和装饰手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人化的地步。
清代景德镇瓷器胎质坚致细腻，釉色绚丽，镂雕精细，品种较明代更为繁多，装饰手法、艺术效果也超过明代。清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各种彩绘瓷和色釉瓷的烧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御器厂还推出了一项又一项使海内外为之倾倒的艺术佳作。
著名的珐琅彩是景德镇在康熙时期引进西洋珐琅彩料，并在装饰手法上接受了欧洲装饰技巧的某些影响而创制的。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异常精良，它先从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白瓷中挑选质量最好的白瓷送到皇宫造办处，由御用画师或聘用欧洲画师，用油画技法作画，然后送回景德镇再次入窑焙烧。清代白瓷的高度成就和西洋绘画艺术的成功结合，使得珐琅彩格外精湛。由于珐琅彩瓷器是为了满足宫廷需要而特制的优质瓷，成本高，产量低，从问世之日起就是皇室专用的“内廷秘玩”，未在民间普及，所以历来被视若拱壁。在雍正时期，景德镇的瓷工们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粉彩。雍正粉彩淡雅柔丽，深受世人喜爱。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瓷工们在颜色釉瓷器的制作上有许多新创造和发明，最著名的是康熙时期的郎窑红。郎窑红是清代红釉瓷器的一种，它是在明代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郎窑红里外皆施凝厚滋润的釉层，高温焙烧后，釉层开片，玻璃质釉的颜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是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制造的突出成就。
景德镇瓷器在清代登峰造极，与当时镇窑的创建、督陶官的努力和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息息相关。
历史上，景德镇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窑炉，如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结合龙窑、葫芦窑的优点，参考北方馒头窑的长处，创建了镇窑。镇窑外型像半个鸭蛋覆于地面，所以又称蛋形窑；又因其以松柴为燃料，景德镇又称它为柴窑。烧窑时，窑内的温度可高达1300℃，窑内形成递次温差，使一个窑炉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四十多个品种的瓷器。镇窑是我国古代传统窑炉的典范之作。
清王朝依然沿袭明代旧制，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委派督陶官。在清代的督陶宫中，郎延极、年希尧、唐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督烧的御窑分别被称为郎窑、年窑和唐窑。杰出的督陶官唐英
唐英，字隽公，号蜗寄居士，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是景德镇御窑厂所有督陶官中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突出的督陶官。
封建时代的督陶官，往往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还借机作威作福。唐英却不这样，他在景德镇任职期间，苦心竭力地亲自参与制瓷工作。为了学得真技术，甚至与工匠同吃同睡生活了三年，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不仅掌握了制瓷技术，而且能够总结制瓷经验，进行著述。其编撰的《陶冶图说》不仅详尽地介绍了陶瓷生产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陶瓷的烧造水平，是一份重要的陶瓷生产历史资料，也是陶瓷工业史上一部不朽著作。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古代瓷器成就最高的时期，乾隆朝的瓷器产品，主要就是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督理窑务时的制品。清代的御窑多以督陶官吏的姓氏作为称呼，所以唐英督陶时的瓷器产品被称为“唐窑”。“唐窑”在景德镇制瓷史上是一座突兀的奇峰，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陶瓷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清代实行了官搭民烧制度，即将一定数量的宫廷御用瓷放人民窑中最好的窑位中搭烧。这种制度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地突破了官窑垄断的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使“官民竞市”的局面变得更为突出，官窑和民窑相互影响、互相推动，促进整个瓷业的发展，这是中国陶瓷史上一次较大的制度上的突破。
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景德镇瓷器发展到乾隆晚期，积极开拓的创新精神逐步丧失，这昭示着景德镇瓷业开始衰落。鸦片战争后，景德镇瓷业一落千丈，已不能保住在世界领先的优势。到解放前夕，景德镇只剩下一百多个处于停业状态的作坊和一千名左右失业状态的瓷业工人。景德镇瓷业已是奄奄一息。
然而，就是在景德镇瓷业这种极度衰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景德镇瓷工尤其是瓷业艺术工作者如王琦、王大凡等，靠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仍取得了一些成就。
民间艺术社团领头人王琦
王琦(1886-1933年)，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江西新建县人，祖籍安徽。他是景德镇瓷像艺术与写意人物的画家，擅长瓷板人物画像。他把一般的绘画方法应用于瓷板的人物画，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富有层次和立体感。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反映现实，有强烈的时代感。
王琦不仅是一位善于继承传统而又勇于创新的陶瓷艺术家，还是一位富有爱国心、事业心和有组织才能的社会活动家。1924年秋，他联合景德镇陶瓷界的一些名士，自筹资金成立陶瓷美术史上第一个“瓷业美术研究社”，为景德镇陶瓷业改革画风、培养人才，起到了很大作用。
“研究社”后因军阀混战被摧毁。1928年中秋节，王琦等又组织了另一个艺术社团，他们每逢农历十五，就集中聚会，故称“月圆会”，集会时每人都交出新作，然后互相观摩评论，相互交流经验，使大家的技艺提高很快。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改变了当时景德镇陶瓷技艺上不强调构图、变化的陈旧之风，给当时景德镇瓷艺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因为这个艺术社团开始时只有八个人，故被大家称为“珠山八友”。第一块国际金牌得主王大凡
王大凡(1888—1961年)，名望，号希平居士，原籍山西太原，后移居安徽黟县，所以又叫黟山樵子。曾拜浙派画家汪晓棠为师，精于诗、书、画、印。其画风吸收了中国画、文人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融诗、书、画、意、情为一体，向世人展示了陶瓷艺术的新风貌。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典故轶事、民间传说、小说趣闻等，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和艺术享受。1915年，他绘制的《富贵寿考》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他曾和王琦等人共创“瓷业美术研究社”，是“珠山八友”之一。他首创的“落地粉彩”技法，使清末的浅绛画法起死回生。
王大凡对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对培养和造就人才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陶瓷艺术达到新的高峰。
景德镇瓷业的衰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先进科技的支持。中国制瓷技术传到西方后，在发达的科技的支持下，西方瓷器的质量和产量得到迅速提高。鸦片战争后，英、德、法、日等国的瓷器相继倾销到中国。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瓷器生产已无法与机制的洋瓷抗争。更为不幸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与洋瓷抗争，景德镇瓷业走上了粗制滥造的道路，而这恰恰又给洋瓷倾销以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景德镇不仅失去了国际市场，就连原本优势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基本丧失。再则是封建行帮制的存在。在景德镇，手艺的传授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从元代到清代，景德镇居民都按族而居，成为匠族，匠族集结成大大小小的行帮，进而控制、操纵了景德镇的民间瓷业。行帮对外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商业竞争常演变成为行帮的争斗，对内画地为牢，压制竞争，抵制变革。再加上官窑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等等，景德镇的瓷业像西沉的太阳，迅速滑落，坠人了历史的谷底。
古老的景德镇期待着新的曙光来荡涤历史的尘埃，陶瓷文明技艺的种子，也期待着在新的曙光下，重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