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陶瓷不能居庙堂而远江湖

景德镇的瓷老板还是习惯靠人脉低成本运作，就像很多景德镇人 在北京，跑政府衙门的兴趣远远大过跑市场。
一位银行的行长在调离景德镇前曾经告诉我，他最遗憾的是没有向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放贷过一分钱，而这点遗憾同时又是他最庆幸的。

3月19日的《瓷都晚报}以近—个整版的篇幅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席台专用瓷杯”即将拍卖，“胡锦涛、罗格都用它喝过茶”，这样的蛊惑在用重磅黑体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更踌躇满志地再一次渲染和强化了“景德镇制造”的高贵与正统。
这是咱们惯用的伎俩。
想当年，一套想给毛主席用毛主席却到底没用的“7501”瓷，让多少景德镇人哭，多少景德镇人笑，有拍大腿懊恼的，有晈手指艳羡的……“水点桃花”的清新与风雅，一夜间被敷陈为景德镇陶瓷市场的“底子货”。面对这一出，老人家神灵在上，不知该拍案“黑手高悬霸主鞭”?还是该咏叹“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们似乎意犹未尽，希望再现辉煌。
(一)
最近一段时间，我跑了两趟安徽的芜湖。
我认识的一位地产运营商在芜湖的广济寺边上开发了一个市场——“金科·小九华”——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广济寺有“九华行宫”、“小九华”的别号，香火很旺，为芜湖四大古寺之首。据说芜湖市政府对“小九华”市场寄予厚望，有意将其打造成类似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这样的“酒肆勾栏地，繁华富贵乡”。
某天，那位地产商告诉我想从景德镇招点商。
他认为景德镇的瓷器与他的“小九华”晶位相投，气质相当。我专程跑到芜湖去实地考察了一番，也认为这位地产商的观点正确。从“小九华”现有的商业业态来看，那地界的茶楼、酒店部是芜湖最具档次的场昕；与此同时，和所有的寺庙市场一样，法彻流通占了“小九华”周边铺面徊当的比重；而“小九华”比重最电的那块，还是一些类似宜兴的紫砂、芜湖的铁画，宣城的宣纸和东阳的木雕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这些和传统的景德镇陶瓷已经相当靠谱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景德镇的陶瓷经销商对“小九华”反应冷淡、表面上，芝板们说“小九华”是一新市场，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要观望—阵；．实际上，景德镇的瓷老板还是习惯靠人脉低成本运作，就像很多景德镇人正北京，跑政府衙门的兴趣远远大过跑市场。
当然，政府衙门也是一种市场。
不同的是，这种市场表现得很变态，它要求你的商品体现出歇斯底里的稀缺、独享、尊荣和把玩，和西方社会的奢侈品市场定位大致相当——如果说西方奢侈品的消费根基是钱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奢侈晶消费的根基则是权。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类似个案是我们这个民族化的基因。
这种基因导致社会的风尚往往自上而下，有社会学家曾经把北京餐饮的流行和中央的人事变动挂钩，从成都“公馆菜”，到“湘鄂情”，再到本邦“红子鸡”，现在是“秦淮人家”……
似乎牵强，其实不谬：
(二)
不知足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就在那则“主席台专用瓷杯”新闻的同一版面，有一则“景德宅蓝瓷”的广告：
3月15日．环球陶瓷的“宝蓝瓷”项目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央视的报道说，原来为境外跨国公司做代工的中国企业纷纷以产业创新来应对骤至的金融危机，“宝蓝瓷”成为此间的代表与典型．它的产业创新就是“日用瓷的艺术化和手工制瓷的批量化”。
2月26日，在“宝蓝瓷”的产品见面会上，我曾经问过环球陶瓷的董克勤，如何考虑把这个项目做大? ’
我个人认为，环球陶瓷是个很有想法的公司，无论是其早期的“美人醉”系列还是“哈哈尼”项目或者“景德·瓷器”概念，每—项都是有可能做大的生意……我因此和董克勤开玩笑：你别把自己弄得和掰棒子的狗熊似的。
我还真是担心，创意这条疯狗把景德镇的很多老板追成一患了强迫症的神经，感觉只有创新才能有出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有一次和我聊天，聊到日本人的厉害，说他们往往不仿新、而做精，同样的产品，我的东西比你的东西做得精致一些，某些细节更考究些，或者更人性化设计些．我的销售价和销售量就能让你望我项背，
类似观点，在今天都可以说是常识了。
2000年，我在江苏徐州的铜山县采访“维维豆奶”的总部，回来后对当时的景德镇市长陈安众说：人家把个豆奶都能做出49亿的年销售额，我们景德镇的陶瓷年产值却还不到20个亿，再莫说“千年瓷都”这样对不起先人的话了——我知道，这样的话浅薄了一点，也损了点，但市场法则就是这么缺德，你一萎缩，他就来摘牌，说“瓷部”是我的…．
所以我坚持认为，日本人的经验在今天的景德镇仍然有普及的必要。
(三)
我认为耍做大(准确地说是做精、或者做成)?宝蓝瓷”，关键还在一个“钱”字上。
政府和银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的一家新闻媒体报道说，一直阻碍中国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融资“玻璃门”在政府主导、民间以“草根金融”等方式参与的多种手段撬动下，看到了松动的“曙光”。该报道说，虽然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推动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可是由于存在诸多技术性问题，政策虽然“看到了，但没有落实”。
究竟是什么“技术性问题”，台瞄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竖起一道“玻璃门”?类似环球陶瓷这样的景德镇中小企业，对这个问题应该有自己的亲历与感受。
几年前，一位银行的行长在调离景德镇前曾经告诉我，他最遗憾的是没有向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放贷过一分钱，而这点遗憾同时又是他最庆幸的。1997年，我在采访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时，当时就有银行业的知情人士向我透露，这个所谓的“日用瓷生产航母”企业在拨改贷的转型期间，背负了巨大的信贷成本。“我们不可能将放给他们的贷款收回，哪怕是这艘航母上的一颗铆钉。”
类似个案，直接导致景德镇金融业对陶瓷业的“敬而远之”。
这不是景德镇政府、或者企业的锴，而是体制之痛。
3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储蓄，而来自于中国一些大企业的大量储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为四大银行主宰，而四大行是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
从今年“两会”的相关报道—上看，上述现象正在往积极的方向转变与进步，景德镇的政府与银行，应该充分领会这一会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