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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窑魔方
东经116°57′-117°42′，北纬28°44′-29°56′，坐落于深山密林之间的一块小丘陵，在一千多年前，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窑火，它们从最东边燃起，伴随着时间的流动，一簇簇的窑火由东向西繁星般扩散。
闪烁的窑火像极了魔术师手中的魔法棒。整个城市的格局，都在它的指挥下缓缓变动。城市变成了不断在变化的魔方。
相对于御窑的磅礴史料，民窑的资料简直凤毛麟角。但对一个以唯一手工业支撑了千年发展的城市，民窑窑址变迁史实际上就是城市变化史。
“这一切与地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离开了气候和风土就不会产生土特产”
“这一切与地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离开了气候和风土就不会产生土特产”，这句话来自于柳宗悦的《日本手工艺》。
今天的景德镇格局，和任何一座三线城市无明显区别，然而，只要变换一个角度就能看到另一番景象。
打开三维地图，会清楚地看见，在深山环抱之中，一块南北窄、东西长的丘陵侧卧其中。这个视角能完整全面地俯瞰景德镇的地貌，如果再按照柳宗悦《日本手工艺》的方法，将物品的背景解析为“在什么地区有什么东西”的形式，便能对这片土地在千年之间发生的变化，有更直观感受。
景德镇市古窑址分布图
在景德镇的东边，一条南河逶迤而下。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这条地图上瘦窄细长的河流，便是景德镇陶瓷发展的源头。人有“依水而居”的天性，做陶瓷、烧窑址也遵循这一法则，沿水建窑。何况这里还植被丰富，是当时半耕半陶家庭副业式经济模式的最优选择（参考《景德镇民窑》）。那个时候，窑火就在南河闪烁。
顺着南河由东向西的走势，甚至可以顺次排列出唐、五代、宋、元的窑址群落。这些群落造就了早先景德镇的中心，陶瓷学院史论系教授曹建文将其列出：“依据唐至元的朝代更迭，制瓷中心分别是寿安、湘湖、湖田。”
而因为瓷石、釉石、高岭土的发现，浮梁东乡与安徽皖南祁门和江西婺源为邻的东河区，以及瑶里镇，也开始出现了一批民窑。这批民窑也顺其自然地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景德镇市古窑遗址分布图
景德镇水系众多，南河、东河之外，众所周知的黄金水道“昌江”自北向南横穿景德镇。众多的水系像一张神经网络深嵌城市体系中，原料和瓷器的运输都在顺着这些河床流动。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昌江东侧择一地势最高峰建立了“御窑厂”，专供皇家的高端订制，确立了景德镇的绝对翘楚地位。它的建立，再次改变了景德镇的格局。官本位的思想和日益完善的产品制作分工要求，致使大大小小的民窑从城市周边蜂聚至皇家窑场周围，形成了城区烧窑的格局。
研究考古的崔先生形容地图里的景德镇是一位睡美人，头枕西面，腿卧东面，以这种地理来分析，御窑恰好在睡美人的心脏部位，“御窑就是景德镇的穴位，密密麻麻的民窑散落在它周围”。
在一个以单一手工业支撑城市发展的城市，窑场的变化，可以轻而易举的移动着景德镇经济贸易中心的位置。若以一场乐器演奏来表达这种起承转合，景德镇的城市变革就是由寿安、湘湖、湖田敲向镇区（御窑周边）的变奏曲。
“那里生产世界上最美的杯子，这些杯子都是陶瓷的。”
如果说官窑的建立，代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民窑的存在，则为这块绿洲中的土壤提供了柔软的底蕴，这种底蕴如同南方地区特有的潮湿气息，为这里的一切滋养生息。
《浮梁县志》上书有“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2013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南窑是已知时间最久的窑址，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
在这期间，除去官窑存在的500多年历史，其他时期向朝廷进贡的瓷器均为民窑烧造，即使是明清时期官窑存在的情况下，也有“官搭民烧”这一政策，让民窑承担一部分宫廷制瓷的任务。
唐至五代时期的中国版图上，景德镇还是默默无闻的角色，它当时名字叫“新平镇”，真正的瓷业大咖是浙江越窑和河北邢窑，“新平镇”的村民只是在农闲时，依葫芦画瓢般仿照邻居们的瓷器烧造。“民窑具体的烧制时间并无可考，但早期应该是从仿越窑这些周边窑口开始。”崔先生说。
虽然起源甚微，但之后的发展却是高歌猛进，犹如宿命一般，这个地方的制瓷天分与时机刚好相遇。全国此时有八大窑系，以长江为界，南北方平分秋色各占四个，景德镇窑系位属一席。文人墨客的宋代，对色雅、内敛、柔和的器皿尤其钟爱。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中，青白瓷的地位迅速提升。而饶州窑（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制作水平亦有很大提升，《天工开物》中有“素肌玉骨”形容饶州窑产的青白瓷。
景德镇产的影青瓷让皇家爱不释手，公元1004年，宋真宗赐年号“景德”，“新平镇”由此改名为“景德镇”。如今的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一带，都在繁忙的烧造青白瓷，南河流域的制瓷格局蔚然成形。“在元之前，景德镇的陶瓷业属于‘耕而陶’形式，民窑分散在景德镇方圆100公里的农村中。（《景德镇民窑》）”
此时备受推崇的景德镇瓷器，均来自于民窑的工艺。这些瓷器大量在市场中流通，依据后来的考古发现，在江西之外的15个省都发现了景德镇的宋代瓷器，可见当时景德镇所占的市场份额多么大。
元代的景德镇，继续受到福祉的关照，令其他产瓷区垂涎的高岭土的发现，让陶瓷由一元配方步入二元，卵白瓷应运而生。这种温润至极的白瓷，得到了元代朝廷与民间的一致喜爱。而在元末时，从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又为一贯素色的瓷器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蓝色。这两次重大的创新和发现，直接让朝廷决定由军事机关枢密院在景德镇订制“枢府瓷”。
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也被折服，西方商人马可波罗在其1271年—1295年旅居亚洲期间的叙述中，写到“在那个省有一个城市叫（景德镇），那里生产世界上最美的杯子。这些杯子都是陶瓷的，除那个城市之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生产这种陶瓷杯子”。
从这些直白的描述中，可以很容易感受到，这位商人见到景德镇瓷器的叹为观止。
曹建文分析：“自晚唐、五代开始，景德镇就有可能有一部分瓷器出口，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为国外订制的瓷器，最早的青花瓷便是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
这是民窑的力量。
“窑火缀满了河岸，像星星一样闪烁”
在全国其他窑口的势力迅速被消解的明代，景德镇却保持着扶摇直上的态势。
除去本土优势外，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一是明代成立的第二年，洪武二年，朝廷在此亲设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这一中央机构的设立，让景德镇成为了中国陶瓷最重要的制作中心。
崔先生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写下了一段话：“卫星地图表明，景德镇东西长、南北窄，从考古发现的窑址看，其明代之前格局是没有定型的。御窑厂的成立改革了景德镇的历史，民窑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收入，元末明初的战争结束了景德镇自五代宋元的陶瓷战国时代，一直到明代御窑厂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景德镇陶瓷帝国霸业的开始。”
景德镇里弄的房屋百分之八十都是以老窑砖修建 摄影/彭慧娟
二是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得景德镇没有在频繁的战乱中伤及筋骨。不仅如此，需要在安稳环境中进行手工艺劳作的窑工，还因躲避战乱逃至此地。历史上几次数量庞大的“南北窑工迁徙”都源于此，“它们分别是晚唐五代、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和宋末元初。”曹建文说。
南北窑工的技艺和思想啸聚景德镇，再加上朝廷设计思维的强势介入，景德镇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成功因素。所以，至明代起，这里引来了它的发展巅峰——“到了明代，其他产地的质与量都无法与景德镇相比，明中期后，景德镇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宫廷所用的瓷制品，几乎由景德镇供应。（《中国陶瓷》）”
御窑厂设立珠山后，民窑也纷纷从郊区往市区迁徙，环绕在御窑周边，此时，景德镇瓷业间分工越来越细致，由家庭副业式的小作坊变成了手工工场。一时间，“天下密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二酉委谈》）”，经济的繁荣，吸引附近地区（都昌、余干等地）的农民奔来讨生活，在之后的发展中，这批庞大的外来人口形成了各大行帮，相互分工、促进景德镇的瓷业发展。
景德镇老里弄 摄影/彭慧娟
资本主义也顺其自然地萌芽，安徽、福建、广东等地精明的商人纷纷入驻，大张旗鼓地在原来的瓷器街（现昌江沿岸处）开起了会馆，将瓷器转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白日里，昌江河岸白帆林立，摩肩接踵；暮色四合时，一簇簇窑火像星光闪闪照亮了穹宇——“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
官窑的命运与时局紧密联系，战争或者朝代更迭，都会造成重击。相较而言，民窑就能置身事外一些。明末，盛极之至的官窑走向了衰落，民窑却在蓬勃发展，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得益于“官搭民烧”和“官民竞市”的制度，御窑精湛的技艺流入民间，刺激了民窑的发展。“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造，独剩民窑的历史，却是景德镇制瓷业走向最辉煌、最英名远扬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陶瓷史》）”
“时间消弭了当年的景象，只留下会说话的瓷器。”
即使朝代变化，民窑的繁华还是延续下来了，从事陶瓷行业的工作人员达到数万人。基本集合在以昌江为分界线的市区。
矗立于建国瓷厂内的烟囱
建国瓷厂是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第一家国营企业 摄影/彭慧娟
当年的景象，可以借助实物来想象。被认为寻常之物的弄堂，实际上是当年的古作坊群和窑址。以刘家下弄为例，很多斑驳的房子便是用窑砖修建，如今冷冷清清的巷道曾经也是川流不息的面容。名噪其时的刘家码头便位于此处，它与许家码头、曹家码头、湖南码头，并称为景德镇的四大码头，它们均在昌江河畔。
这四大码头的驻地，反映了景德镇在历史上是一个工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的水运码头，也验证了清代乾隆、康熙年间，景德镇曾有的“千窑升火、万匠制瓷、商贾盈市、舳舻蔽江”之说。这四大码头均以姓氏、籍贯命名，反映了景德镇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码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氏到景德镇经营工商业，让景德镇地处皖赣交界处，资源丰富，水运方便的优势得到了体现，也造就了这一方的繁荣过往。
康熙年间，是清代陶瓷的高峰时期。一方面，“皇帝们喜欢瓷器，亲自关心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制作，并委派有这方面兴趣和才能的官员到景德镇监造瓷器（《景德镇民窑》）”；另一方面，它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跟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经济的发达促成了官民窑相互辉映的大发展时期。
《浮梁县志》上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
与宋代喜雅致、元代喜白瓷、明代喜青花不同，清代喜繁复、富丽的画面。从西洋引进的珐琅颜料，让景德镇成功绘制出粉彩，明媚夺目，自此，瓷器步入一个雕琢、繁饰的审美期。受官窑影响，民窑制品业也渐渐远离了潇洒、粗犷的气度。
这期间，还有众人皆知的中国瓷器制作方法外传的故事，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中国景德镇居住过7年，1712年他写信给法国的传教士，详细地介绍了瓷器的原材料和瓷器的制作方法，从而使法国人在法国本地仿造出瓷器，之后又传遍欧洲各地。御窑管理严苛，他必定无法进入，所以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他是从民窑中偷学而成。
技法的西传，也是后来导致景德镇瓷器衰落的原因之一，欧洲通过详细的图解生产了自己的瓷器，再也不需要远渡重洋来中国购置。同时，频繁的战争、以及高岭土、松材等原料的紧张也是引发瓷器滑坡的因素。
外部世界对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和窥探，但乾隆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兴趣。乾隆末年时，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至嘉庆年间，出现衰退。而此时的欧洲却正在经历着变革，运行在另一条大道上。英国在兴起产业革命，法国在爆发启蒙运动，经过独立战争的美国已经独立。一切形势表明，世界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但中国却在牢固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自拔。附着在时代脉搏上的官民窑，双双陷入因循守旧的泥沼。
1840年，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国事颓败、民力耗竭。加之之后的太平天国起义，频繁的战争，让民窑的内外市场堪忧。行进了1000多年的民窑，至此，全部步入衰落。
民窑的历史悠久庞杂，却未留下任何窑工的只言片语。自唐代开始，便都是宏观的叙述。关于它们的荣耀，只能通过包裹在泥土的碎瓷片去猜想了。
湖田古窑遗址
在湖田民窑遗址博物馆（湖田曾是烧造青白瓷的代表性民窑），已经发掘的宋代窑址和明清时期窑址各立于一旁，当年轱辘车的摆放位置还清晰可见。1000多年前，这里曾经“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声雷”，而今“夜静春山空”。依据讲解小姐的介绍，这周围大概目之所及的一切范围都曾是民窑，外面的马路、周围的住房、远处的工厂……它们的地底下都是窑址，“以前这边人做房子挖地基时，常常都挖出瓷片。”讲解小姐补充道。
时光不可追，好在瓷器会说话，当眼睛与年长却优雅的瓷器相撞时，当掌心与每一片瓷片贴合时，当年的历史和景象，似乎都通过了一条神秘的通道，电光火石般流进了心里。
本文谢谢景德镇陶瓷学院史论教研室和景德镇考古所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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