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园的贡献

见面

与刘新园先生见面是一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过程，1983年时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部所）所长的钟起煌对清代督陶官唐英非常感兴趣，他写了关于唐英的学术论文，并认为作为在景德镇的全国最高等级的陶瓷研究所，除了在陶瓷科技、艺术等在全国有影响之外，还应该在陶瓷史及陶瓷考古方面储备人才，并建立相应的研究平台，承担起研究所在该领域的历史责任。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所就有陶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就是江思清先生主编的《景德镇陶瓷史稿》，此书是195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署名为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这是在当时体制下的必然。早在1936年，江思清就出版了《景德镇瓷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江思清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长从经济史方面来研究陶瓷史。

 

钟起煌计划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由当时所內的学者罗学正先生联络，由轻工部下一个毕业生用人指标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3年7月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由于我是江西人，加上毕业论文的主题是吉州窑，学校就把档案投到了研究所，我也踏上了去景德镇的路。

 

1983年的景德镇，到处是兴旺的景象，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的改革开放，让各行各业都恢复了生产，教学研究工作也进入了常轨。十大瓷厂也是人丁兴旺，订单不断；部所也欣欣向荣，向各高校招揽大批陶瓷科学及研究人材，1982至1983年，部所一下子进了十几个各大中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我刚下火车来到这名震天下的瓷都，被满城的烟囱、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运坯车迷住了，阳光中闪烁着金色的灰尘，仿佛带着美好的希望。

 

但当我到研究所报到后，才发现所内领导发生了变动。钟所长调任景德镇市委书记，新所长上任，沒有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的计划，再加上罗学正先生调离，所领导就把我安排在信息室，另有《中国陶瓷》编辑部也属这个部门。当时领导也没有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只是叫我先看看书，熟悉陶瓷的工艺和环境。

 

有一天，罗学正介绍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给我认识，说这就是刘新园，刘一边以敏锐的目光看着我，一边爽朗地笑着，而我当时对刘的陶瓷考古成绩并不了解，只是礼节性地握手、问候。

 

交往

1983年，恰恰是刘新园陶瓷考古事业进入成熟而充满创意的黃金期。这位早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的高材生，据说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说话直率，用词锋利，见解深刻，又有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行动能力。虽然当时他的名气还无后来那般响亮，但他透出一种撼人的气势，高大的身材掩盖不了其鲜活的思想和语言的活力。

 

当时的部所，艺术和科技方面皆可谓人才济济，刘新园常常来到部所，在部所有刘的好朋友，如当时著名的陶艺雕塑家康家钟，和刘肝胆相照，两家往来甚密。康家钟在陶瓷方面那时以“康家娃”而闻名，为人正直，颇有侠气，而所作作品却充满生气，惹人喜爱。刘来部所，必至康家，或在康的工作室。

 

敖镜秋则是当时部所为数寥寥的正高工，在国內陶瓷科技方面极有威信，是一个理性平和又认真的学者。有一次遇到我，和我谈及刘新园，说刘的学识及记忆力相辅相成，他研究问题极为缜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往往从正反多个方面进行推理，有似破案，故其在观察事物时总显得意味深长，见识也在一般人之上。

 

当时余正处于拓宽基础、扩大知识面之时，读卡夫卡、尼采、叔本华、萨特、马斯洛、泰戈尔，也读国內当时一些学者如李泽厚、金观涛、严家其等著作；余在学校所学历史考古，乃是历史考古知识、技术而非思想。虽然当时的厦大历史方面，有傅衣凌、韩国磐这样的历史学家，有林惠祥这样的大学者（当时已故），但属先辈而无缘接触，其著之深旨也无暇细读，只忙于外在的既定课程学习，而忽于自己內在心灵思想智慧的成长。

 

因此，看到那些诗性的智慧和语言，总是充满了敬意，因为其中有生命、有感觉、有温度。个人看法是科学的发展对人文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反作用。比如一篇考古学论文很有可能写成一篇科技发掘报告，而看不到人的作为及思想、情操。但看到刘氏的论文和他的谈论，却充满了其个人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在许多“学者”论文中是稀罕的，同时也拉开了其文与一般考古学者文风的距离。

 

当时的许多考古论文多为发掘报告式，多为分期分式的描述式，而非问题研究及分析式，这也大大影响了其文的可读性和深入性，使学术论文成为一篇可控的技术程式，而非真知灼见的生命智慧，这也是当代人文考古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陶瓷史及陶瓷考古学界，这种鲜活而渊博的学识及思想更为罕见。

 

除此之外，刘氏身上还有一种实事求是，搞清细节，不厌其繁地深入调查研究，与实物及人打交道的能力。刘很尊重事实，尊重细节，更敬重那些在一线制作和劳动的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老技师；遇有考古工地上发现的“稀罕物”，刘氏总逢专业人员便问，大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求知热情。

 

刘对后辈也没有什么架子，相反非常热心，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关注点，成长提供很大的帮助。当然，他最在意人们对他的“看法”与“评价”，说明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真实态度，这固然反映出他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可见他某些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而对一些装腔作势的官员和一些所谓名不符实的“权威”， 则冷嘲热讽，越大的“权威”， 他越不怕。

 

毋庸置疑，刘的独特判断力和渊博的个性是吸引我的最主要原因。每次赴刘的“品陶斋”，也是当时本人一次精神愉悦的“盛宴”， 这固然与他最近的陶瓷考古发现及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引起反响有关，我也更渴望见识他犀利的谈锋和活跃的思想。

 

他在见到我不久后，就邀请我到他所领导的景德镇考古陶瓷研究所工作，因其所正处发展上升阶段，需有志青年加入。后见我当时志不在斯，而自己也“眼高手低”， 他也不再提及，我也继续“浪荡”在哲学文学上，甚至在社会改革的思想上，但刘并未因我的“幼稚”“冲动” 而提出任何批评，相反是理解和宽容，甚至在我情绪低落时给予鼓励。

 

有时我写了几篇政论文，慷慨激昻，他大加鼓励，云像他年轻时一样。余结婚后迁入新居，亦一小旧平房而已，刘先生一定要光临小舍，看望一下，那日只见他气宇轩昂，毫不以入“棚户区”为意，可见其质朴亲切的个性。有一次，他说他第一次在国外发表论文，引起轰动，接到国外讲座的邀请，他正在街头，肩扛大米，回家放下，心中大喜。

 

刘氏刚毕业时，是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作，后又调到景德镇陶瓷馆，之后又从陶瓷馆出，组建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总算独立，有自己的发展平台。刘一直注意学习，观察每一个细节，又把其良好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与这些细节生动地联系起来。见我醉心于文学，他问我是否擅长写对话，他会随兴背出蒲列汉诺夫和妥斯妥耶夫斯基的句子和诗句；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是加滕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他马上说出本书的主要章节和內容。他常说功夫在诗外，有次到他家聊天，他手边摆了一本明代叶子奇之《草木子》，而当时及后来的陶瓷学者，像他这般对古籍如此渊博者非常少有。

 

他对西学之兴趣，也不下国学，尤其对于《物种起源》，刘是下了功夫的，也可见于他论文中运用其中的术语来说明问题。他十分重视西方学者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元青花之所以受到国人重视，与西人的重视和刘氏的研究分不开；高岭土史考，也使研究者开始重视陶瓷的基本原料，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总是从本质的方向向事物细节分化，从而全盘地掌握。

 

成就

1991年，笔者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的硕士研究生，离开了景德镇，从事中国工艺美术史学习及研究，与刘师联系渐少，余又从一个看似小的世界转入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其中曲折不再涉及，而与刘师再次交汇是在2004年后，余在清华大学读陶瓷系博士，为研究珐琅彩而在北京国家档案馆等地收集资料。

 

后接到铁源老师的电话，说刘师也住在北京，离清华大学也近，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和刘师见面。见面后刘师问我在做什么博士论文，我说是珐琅彩，正读一些清代档案，并向刘师请教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刘师建议我从颜料入手进行分析珐琅彩与粉彩之关联。当说及研究方法时，刘沉默了半晌，说：“没什么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想破头，办法就来了。”这种气势令我震动很大，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透亮的精神征服了我。

 

刘对禅学所下的功夫，已活用在他的一切方面，包括对生活、研究的一切领域。他这种禅语令我当头一捧，叫醒我了！在刘的晩年，他基本没写古陶瓷方面的论文，倒是对古代砚台发生了兴趣，而他的态度更放松、也更超脱了，其中一种态度是“游于艺”， 他没有刻意书法，但晩年书法愈来愈有艺术的精神！他也打太极拳，但也是畅神运气，点到为止。这可能是刘师在晩年更加注重精神意义的原因。

 

综观刘氏的古陶瓷研究，他对景德镇及中国陶瓷考古的贡献可用“四两拨千斤”来概括：湖田窑考察报告揭示了景德镇从五代至元明的烧制工艺秘密；高岭土考拉开了景徳镇宋元制瓷原料史的大讨论；对《陶记》的研究打破了人们对古籍名人的偶像崇拜，发现史料各有其对应事实的规律！

 

而刘氏对元代窑事的考证、对明宣德蟋蟀罐等等的写作把考古学研究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推动了中国的陶瓷考古研究，而且让我们获得了远远超过历史文献给我们带来的陶瓷生产、工艺、技术、文化及社会的大量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都是靠刘氏顽强不倦的专注和考据精神所获得，靠他宽广的视野、敏锐思维而统合，又依靠他清晰的思路和简洁的文笔而叙事。

 

刘氏的考古学叙事文本也是中国当代考古学研究的典范文本之一，他的文本带有他典型的个人风格和特质，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成为一种集合许多时代精粹的一种文体，有时仅读其文其句，本身就是美的享受、美的历程。刘氏的成就也向我们证明，一座高峰下必有数十座比它稍矮而类似的群峰，正如一棵大树必有其依附的森林，刘氏的成就既是他个人的，又是集体的。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性格气质融和精神而创造，一方面在他身上又融汇了王船山、顾炎武的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有乾嘉考古学派的注重事实的作风；既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又有当代考古学地层学和标型学综合运用；既有一流的汉古文献知识，又有西方现代经典的思想了解；既有考据家的缜密，又有创造家的开放，还有诗人的敏感及艺术家的鉴赏力，而其论文的语言及风格也以洗炼和简约让人百读不厌，创造了一种刘氏考古论文文学，值得人们学习……

 

总之，相比古代至近现代的陶瓷考古及研究者，刘新园在景德镇这个远离大都市的偏僻小镇，以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者的眼光，看待他发掘出的一片片精美的瓷片，又把它还原回它出世的时代的工艺、技术及文化中，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真实”和窑工们巧绝的创造智慧。在历史上，不乏一些目光远大的人物来到景德镇，像唐英、龚轼、杜重远和江思清，但没有谁把实物、考古发掘与文献及所有景德镇窑业工人的聪明智慧与其个人的才智、文笔和谐地融为一体，并向全世界推出了景徳镇。

 

也没有谁像刘氏一样，在文革动乱中仍埋头苦干，在别人“干革命” 时，他仍在“促生产”， 从而为改革开放，景德镇向世界宣告其独特的历史、工艺、技术及智慧提供了一枚枚眩目的“洲际导弹”， 在日本、在欧美引发了“刘新园” 式的爆破，从而独自开创了一个被日本学者所说的“刘新园时代”，其所有论文所引发的地震及余震在他逝去之后很久仍会延续下去，直到有更多的事实，比他更大包容力的人把这个延续终结，但，这是历史的事情。

 

人物名片

刘新园 湖南澧县人，驰名中外的陶瓷考古专家，1965年即开始在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工作。1987年任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1989年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7年至2004年任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2001年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2002年获得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予的“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主要著作有《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和元官窑以及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研究专著。2013年11月4日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6岁。

 

人物名片

江思清 江西省鄱阳县人，生于1902年，卒于1960年，民国后期至建国初期著名的陶瓷理论工作者。他编著的《景德镇瓷业史》一书，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江思清入景德镇陶研所工作，此后他与其他同志合写并出版了《景德镇陶瓷史稿》、《中国的瓷器》、《窑变观音》、《解放前景德镇瓷工运动》等论著。

 

人物名片

周思中 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