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大观

　此地无城墙，既便于扩张地盘，又便于输进和输出货物。与中国其他人口稠密、土地宽广的城市相比，景德镇不能称为城市，只能称之为“镇”。

　　景德镇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屡见火灾，最近发生了八百户失火烧毁的惨案。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镇上约有一万八千户人家，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街道笔直，按一定距离纵横交错，无空地；房屋拥挤，街道狭窄，如处于闹市中心，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担夫呼叫喊让路的声音。在景德镇，从幼年儿童到体弱的成人都能找到活儿做，甚至盲人和残疾人也能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

——1712年 法国传教士 殷弘绪

 

这段出自殷弘绪的泄密信中的内容，真实描述了公元1712年景德镇瓷业的繁荣景象，这座以瓷立镇的城市，一直依赖着陶瓷为生，近百万的人口与陶瓷同生共存。从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景德镇御窑厂的官家窑火，足足延烧了630多年。永乐帝的甜白瓷、宣德帝的蟋蟀罐、宣德帝的文房花园用器、成化帝的斗彩鸡缸杯、康熙帝的珐琅彩、同治的大婚用瓷等御用之器均出自这里。

 

　　御窑又称“官窑”，初建于元，没落于清，是14—18世纪闻名世界的制瓷中心，其规模之大、沿用时间之长、体制之特殊、影响之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唯一的。这一历代王朝的皇家瓷厂集中了景德镇最优秀的瓷工和最上等的原料，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准的瓷器。

　　文献记载，御窑生产的瓷器每百件仅有四件能入宫为皇家使用，其他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摔碎后埋入御窑范围内的地下，以杜绝流入民间。这种集中“坑杀”的结果是，我们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得以在一定范围内挖出大量前朝古瓷，一窥当时瓷器之盛貌。

　　今天，从御窑厂遗址考古坑道的横切面里，能发现各个朝代瓷片的叠加、纠缠，它以一种无序而又有矩的方式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通过层层剥离这些被泥沙包裹的碎片，可以整理出一个朝代乃至某个皇帝的个人喜好，这样的历史发现是最生动的历史教程。它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的官办瓷帮。历代皇帝对御窑厂共派有40位督办瓷业烧造的督陶官，监造各类瓷器，缸、瓮、盘、碟、碗、罐、瓶、坛、盏、钟等，无所不有。

　　御窑厂位于景德镇最繁华的珠山中路一侧，也许正是这个官家重地，带动了珠山一带的繁荣，形成了今天的商业中心。

　　坐北朝南，御窑厂除官署、大门、仪门等官署建筑和东西库房外，分别设有二十一作和二十三作，即不同的生产区。御窑厂邻近主要对外运输通道昌江河的东岸，背倚城区小丘陵山“珠山”。明清景德镇围绕御窑厂四面形成热闹的商业街和居住区的格局，即厂西为东西方向密集弄巷、码头和南北走向的“前街”（今中山路，靠近昌江），厂东为“后街”（今中华路）。

　　但是，王朝兴替和城市建设，致使昔日窑厂的所有地面建筑如官署、作坊等建筑均已不复存在。在清末、民国初年，御窑厂的最北部，改建成为江西瓷业公司厂房和门市，而后成为建国瓷厂、门市和厂区的建筑。民国及新中国建国以来，御窑厂的大部分（中部和南部）先后成为浮梁县和景德镇市政府办公机构、宿舍楼和商业长廊，御窑厂几乎全部被当代建筑占压。

 

　　走进御窑厂，明清两代官窑唯一留存的地面实物——“一口古井”，今人给它安了个亭子，旁边立一石碑，名：御厂古井。

　　如今要一睹御窑厂的旧时容貌，可前往龙珠阁，参看以《景德镇陶录》中的御窑厂图与首都博物馆藏品青花圆桌面御窑厂图为依据的清代御窑厂陶瓷雕塑微缩景观。景观中的御窑厂为三进院落，门前有照墙，大门向南，门后有一条长长的甬道直通仪门，仪门东西两侧街口分设东辕门、西辕门两处牌楼。以大门、仪门连成轴线，东西两侧建有大库房、作坊、清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等六式窑房数十座，“陶务作有23个，为大器作，小器作、仿古作、雕锒作、印作、画作等”，做坯、利坯、施釉、画坯、烧窑等尽数在此；仪门后则安置了茶局、命馆、风水半仙、佑陶灵祠、监管窑务的“景德司署”等。沿御窑中轴线走到底是“山门”，门外高挂“宪奉御窑厂头门”旗。

　　对照现今位置，清代御窑厂是南起珠山路、北至彭家弄、东临中华路、西到东司岭，面积约52500平方米。明代御器厂较清代大，北边到了斗富弄，总面积为54300平方米。

　　古时的御窑厂区围墙约5公里，除碗作、匣作外，还有与制瓷相关的辅助行业：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同时还设有各种机构，甚至连看管囚犯的狱房都有，俨然一个被围墙圈住的小社会。

 

御窑其史　

 

　　早在景德镇设立官窑之前，宋代就已经有3个官窑，分别设在都城汴京、浙江余姚和浙江杭州，蒙古入侵后，并没有在现有的官窑址上继续烧造，而是选择了南下一隅的景德镇作为新的官窑址地，这与元人尚白的习俗有关。

 

　　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之源即帝位时建九游白旗，忽必烈在大明殿的御座上设白色伞盖，元朝的大内宫殿盖的是白琉璃瓦，甚至元王朝还把白马之奶定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专用饮料。既然蒙古人对白如此偏爱，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

　　放眼全国，北宋时南北名窑林立，“靖康耻”后，北方名窑在战乱中衰落，南方窑场昌盛，其中以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建阳窑为首，但龙泉窑烧青瓷，吉州窑和建窑烧黑瓷与褐黑色彩瓷，只有景德镇窑才生产白瓷，景德镇顺其自然地成为元官窑的首选之地。

 

　　至元十五年（1278年），朝廷在此成立浮梁瓷局，《元史·百官志》记载：“元王朝……设有官窑一所——浮梁瓷局，从事皇家用瓷的生产，并兼制棕藤马尾笠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农民起义军攻克浮梁占领景德镇后，浮梁瓷局也随之完结。元代官窑在景德镇存续74年，首次将瓷石与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应用于制瓷工艺中，将烧成温度提高到1300摄氏度以上，元青花成为元代制瓷的创举，这一新的釉下彩绘工艺实现了中国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奠定了景德镇日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瓷都的基础。

　　明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官窑在战火中停烧17年后重新点燃窑火。朱元璋延续元官窑制度，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器厂。宋代的百花争艳，经由元代的过渡，变成了几乎由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御器厂在景德镇设立后，更为严格的制瓷要求迫使制瓷工艺走向顶峰。

　　明代官窑以青花为主，兼有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青花瓷又以其胎质洁润、色彩艳丽而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宣德官窑之质优量多更是历代官窑之最，自1982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宣德官窑后，在明御窑厂遗址一带多次发现数以万计的宣德官窑瓷片，落选数量尚且如此庞大，当时生产之巨可见一斑。

 

　　200多年的兴盛窑火熄灭于明万历三十六（1608年），期间烧制了无以计数的精美御器，如永乐青花和甜白瓷，宣德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等，即使后来的几百年间出现了各种装饰彩绘手法，但丝毫不妨碍青花瓷跨越明清两代盛行600年。

　　1608—1653年间，景德镇官窑悄无声息，中国大地却发生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族系争斗与政治讨伐，直到清顺治十年（1653年），景德镇御器厂终于再次回到众人视线里，并被改名为“御窑厂”，延用至今。

　　1661年，顺治帝崩，玄烨即位，改元康熙，“康乾盛世”正大步走来。景德镇的制瓷业也迎来一片繁盛景象，皇帝的喜好直接影响了御窑厂陶瓷艺术的创作和审美。仅康熙年间，御窑厂就创出了粉彩装饰及美人醉、郎红、胭脂红、玛瑙红、天青、冬青、乌金釉、葡萄紫等颜色釉装饰和独具一格的五彩及名贵珐琅彩装饰。

　　清官窑有几个年份不得不提，康熙二十年（1681年）工部郎中臧应选驻御窑厂督造，世称“臧窑”；康熙二十四年（1705年），郎廷极巡抚江西，专窑烧制陶瓷，世称“郎窑”；雍正四年（1726年），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兼景德镇御窑厂总理，世称“年窑”。雍正六年（1728年），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进驻御窑厂协理陶务，曾数月与窑工同食宿的他在景德镇留下了千古美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9月1日，在景德镇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Père d'Entrecolles），他还取了个中国名字——殷弘绪，这个18世纪头号工业间谍一边干着传教士的活儿，一边从他的信徒教众中收集记录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工艺流程和秘方，最后整理出两份共计3万余字的揭秘信，寄向了窥视瓷都已久的欧洲大陆，信中将景德镇制瓷保守千年的秘密尽数公开，欧洲人首次详细了解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第一手资料并试制出与景德镇瓷器相似的硬质瓷器，一时轰动了整个欧洲。《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国朝”篇评述臧窑和年窑时说：“陶至今日，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

　　清顺治时期，延续明官窑制度在景德镇珠山设置御窑厂，至清廷覆亡而停烧。康、雍、乾三代，官窑瓷器生产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乾隆以后则走向衰落。

　　清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一把大火烧毁了御窑厂，实际上是摧毁了宫廷皇权的陶瓷统治，表明了御窑瓷器主流地位的终结，由此为文人瓷画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从审美观念上看，宫廷帝王艺术与文人士大夫艺术具有对立性。追溯两者的思想渊源不难发现，前者崇尚儒家，提倡入世；后者崇尚老庄，提倡出世。文人瓷画的平淡萧散原本为御窑瓷器所排斥，只有在晚清乱世、思想统治削弱的背景中才有可能乘虚而入，乘势而上。

 

　　所以，御窑对于文人瓷画的价值是不破不立。有了御窑的破，才有文人瓷画的立；有了御窑的衰，才有文人瓷画的兴。正是御窑厂的倒塌，特别是御窑瓷器形态和观念的崩溃，才催生了文人瓷画，民国时的“珠山八友”既是在官家窑厂破灭，极宽松自由的创作条件下产生的。

　　十年后，同治五年（1865年）御窑厂重建完工。虽制瓷程序没变，但管理制度松懈、窑工散失等问题的存在，使御窑厂整体形势大不如前。御窑厂恢复生产后仍然严格使用宫廷画样，产品多为慈禧寿辰、同治婚礼所用，已无太大创新。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成立，它是景德镇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新型企业，标志着中国陶瓷业开始进入企业化时代，作为取代原御窑厂的新式窑业，江西瓷业公司在清末是陶瓷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打破了瓷器只有帝王纪年款和私家堂名款的限制，出现了当时瓷业界的新事物——公司款。

 

御窑其事　

 

　　明清时，龙窑、青窑尺寸大小都有明文规定。官窑制作的费用也列出明细表，“柴每百斤值四分”、“麻仓官土，每百斤值银七分，釉土一百斤值四分八里”。麻仓山是景德镇附近的一个地名，这里的高岭土被管制为官土，禁止民窑采挖。颜料价格、装箱运输价格等都有记录。陶夫工匠人数确定，每千户的役银一共是三十三两六钱一年，相对于工作量，这些收入是非常低微的。烧瓷不成或是次品，都要克扣，清乾隆时，连督陶官唐英的饷银都要按例扣罚。加之管理的衙役越来越多，官府开销层层盘剥，常常欠窑工月饷和柴钱“倒悬不报”。

　　还有一些烧得极好、出人意料的窑变，或是尺寸大的瓷器，官吏们因为担心无法再烧成而有违圣旨，不得不就地毁之，窑工也就拿不到这些瓷器的工钱了。今天开启的地下之门中，有极少数这样的零瑕疵品，如1984年出土于明御窑厂故址的明永乐青花云凤纹靶杯，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专家复原后鉴定为无瑕疵完好品，其外壁绘青花飞凤，折带式祥云及变形莲瓣一圈，杯绘缠枝宝相花，杯心绘祥云，杯内壁印云龙纹，纹饰构图严谨，为永乐官窑器鲜见。将此杯倒置，杯口弧线与圆规所画无二，由此可见当时制造水平的精准。

　　万历十二年，太监张宏认为瓷砖质量不好，要烧造官逐件检查，检查的方法和标准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方可放运”，这样破坏性地检查瓷砖，明神宗朱翊钧也照准下旨执行。

　　万历十六年，朱翊钧想要一个瓷制屏风，窑工“烧不成，变而为床，长六尺，高一尺，可卧，又变为船，长三尺，其中什物，无一不具”。结果，“郡县官皆见之，后乃椎碎，不敢以进也”。

　　明清时窑工甚少加薪，工资也以件计，如“大碗，银六钱；毛血盘，银五钱；大酒坛，银一两五钱；酒盏，银五分；牡丹瓶，银四钱；大罐，银二钱。”这些都是上报给皇帝的公价，下经官吏层层盘剥，到窑户手上的所剩无几。乾隆六年（1741年），弘历批评御窑厂瓷器造得不好，吩咐唐英仿照雍正时的器型、纹样和价格来做，不曾考虑通胀贬值。

　　明朝负责管理和监督造瓷的首先是太监，后来在地方官员的基础上还加入了皇家军队——锦衣卫，“正统九年五月丁卯，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插，瑕莹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谴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

　　用隶属于皇帝的手握生杀大权的最高特务机构来督工，御窑厂的窑工很难不尽心尽力。

　　平日只会握刀的锦衣卫来了景德镇，但凡窑务，事无具细皆管，从瓷土分配、烧造进度、窑工待遇等都要过问，明朝的奏折上记载，景德镇窑工生活艰苦，常被逼“闹事”——嘉靖十九年（154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景德镇大水，全镇窑业停业，万余窑工和家人无家可归，被迫暴动；嘉靖二十年（1541年），景德镇窑工和乐平雇工相互闹事，结果，二位知府和知县以及兵马使等等都受牵连而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巡按方河在镇督陶时无恶不作，引起民愤，陶工和镇民火焚御厂门坊；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监潘相在镇兼理陶务，督造龙缸时逼迫陶工童宾跳入窑内，活活被烧死，由此而导致全镇“民变”；万历三十年（1602年），因为太监潘相欺压，景德镇窑工造反，毁御窑厂。

　　再说太监，明代皇帝从宣德起，大都喜欢直接派太监（内官）来管理景德镇窑务，这些太监，手捧皇帝圣旨和御制或是钦定式样，来到景德镇管理御窑厂烧造，不仅监管景德镇各级官员，还直接监管景德镇的窑工和百姓。

　　第一个到景德镇贪腐弄民的太监是张善，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至景督陶，“贪酷虐，下人不堪”，宣德二年（1427）“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第二个就是万历朝负责监烧大龙缸的潘相，“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激变良民造反，仅以身免，又污蔑景德镇管理官员，“景德镇之民欲食其肉”。

　　在明代，景德镇窑务由当地行政官员同钦遣太监共同管理，官员和太监一直相互排挤和状告，正如《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九所说，“江右地疲，并设两监，是一羊供二虎也。”“一羊”指的就是景德镇的窑工和百姓。

　　后记：据《浮梁县志》记载，自唐武德二年（619年），景德镇的陶工就常以瓷器朝贡，于是朝廷首次派遣官吏来当地监督陶务。这可说是最初的御窑萌芽，之后御窑厂的历史灿若星河，它与中国一千多年的命运紧密相联，国盛则瓷业兴，国衰则瓷业微。皇帝的喜好与审美直接映射在瓷器上，从瓷器的造型设计、图案纹饰、釉彩等很多当朝皇帝都要亲自过问。御瓷长期成为陶瓷艺术发展的主流，表明了皇权对于陶瓷生产的统治。到了晚清，清王朝国力衰败，皇帝自顾不暇，无力继续掌控陶瓷生产，以致御窑烧造从此一蹶不振。但随之带来的文人画兴起，也为久未创新的瓷艺界吹进一阵清风，自由、奔放的创作思路为景德镇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由此而下，陶瓷开山立派者甚众，它不再受皇权掌控，有了作者自己的思想与审美，不再是一人之器，而成万人之赏。

 

参考文献：

1、《御窑史话》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编著

2、《中国陶瓷》 冯先铭 主编

 

　（本文得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肖鹏；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张婧婧、景德镇市御窑遗址管理处祝松星；历史学家梅宇等人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