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视角下，陶瓷产业的千年辉煌与启示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资讯 本文刊载于《陶瓷博览》： 隋唐以后，我国古代陶瓷产业进入空前提高阶段，不同陶瓷产区特色开始彰显，逐步形成了越窑青瓷之类冰类玉、邢窑白瓷之类雪类银、唐三彩之独树一帜等，陶瓷精品开始纳入当朝统治阶层视线。此时，朝廷获得的陶瓷精品多为实物税的方式。
    宋元时期，我国古代陶瓷产业进入繁荣期。在当时朝廷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推动下，天下名窑竞秀。如宋朝五大名窑“汝、均、官、哥、定”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水平，而景德窑也在宋景德年后异军突起，跻身天下名窑行列。元朝统一中国后，瓷器生产进一步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元史·百官·将作院》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 1278年)立”。浮梁瓷局的设置，对景德镇乃至中国制瓷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瓷器新品种开始出现。从目前传世及出土的瓷器看，元代景德镇除继续生产宋代已有的青白瓷和黑釉瓷器外，创烧的大量新品种有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红釉、蓝釉、釉上彩以及孔雀绿釉等，这些都为明清两代瓷业再度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陶瓷产业的集大成阶段。在此阶段，当朝统治者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器(窑)厂，成为陶瓷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御器(窑)厂的带领下，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全国陶瓷生产全面超越了前代，产品更加精益求精，新的器型、色彩、画面、内容等不断涌现，陶瓷生产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
    官窑作为手工业体系中的陶瓷作坊，它一直存于我国古代各历
史时期，是陶瓷生产者服役于国家的生产基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官府窑场一直垄断着陶瓷器生产的高、新生产技术，并引导该行业的生产潮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古代官窑制度在推动我国陶瓷产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官窑制度对我国陶瓷产业早期发展起着明显的催化与强化作用。尽管在宋以前官府设立窑场的记载并不多见。但是，地方政府以进贡的形式向朝廷上缴瓷业税，在事实上对地方瓷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如古籍中记载的河南府、越州、耀州、定州、青州、饶州、邢州等地都在后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瓷区。官窑制度对我国早期陶瓷产业发展、积聚的作用明显。
  第二，官窑以及官窑制度成为我国古代陶瓷产业中后期发展、优化、升级的“发动机”与制度保证。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整个社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再加上长期重农轻商的历史传统，私人手工业的发展长期受到压抑。但是，陶瓷产业是个例外。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代均有精品瓷器问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御器（窑）厂的设立更是为陶瓷产业的技术革新与优化升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御器（窑）厂成为陶
瓷产业发展的“龙头”与“发动机”。
  第三，官窑的公益性与外部性明显。官府窑场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特殊的产物，其产品的非商品性是它与民窑的重要区别。官窑产品，特别是所谓”正色”产品，一般不能用于市场交换。官窑瓷器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宫廷，非奉旨或赏赐，即使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也不能擅自使用或仿烧。正由于官窑生产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生产中不惜工本，产品质量优异。以御窑产品为例，从陶咸纪事碑记载看，每岁惯例烧造：圆器的上色品为一万六七干件，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万件，可知合格品与次品的比数约为1：4，而琢器上色品岁例二千余件，尚有落选次色二三千件，合格品与次品的比数接近I：1或1:1.5。因此，尽管官府窑场的设立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层需求，但是官窑的创新与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事实上促成了陶瓷产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官府窑场可以看做是陶瓷产业技术革新的试验场。其次，官府窑场也明显带动了周边民窑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御器（窑）厂为例，尽管御器（窑）厂是由当朝最高统治者设立，瓷器的造型、色彩、画面、内容等也主要来自宫廷，督陶官也是由皇帝委派，景德镇只是个生产基地而已，用现在流行的管理学语言叫“OEM”。但是，御器（窑1厂必然会和当地民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乾隆后期大量的御窑瓷器已委托给当地民窑烧制。
  第四，官窑已成为中华优秀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瓷是历史发展的活化石，是民族心灵的结晶体。在经济文化化、文化创意化的今天，以官窑为代表的中华优秀陶瓷文化遗产已成为我国主要陶瓷产区开展陶瓷创意产业、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平台与基础，官窑与官窑文化的社会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