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趣味与陶瓷艺术

处于这一时期文人瓷，尚难在画风上与众工之作有根本差异，但文人陶瓷艺术家自外于工匠的意识则非常明显。这种追求创作自由的意识，还集中反映在自然美的表现上，山水画于是在文人陶瓷艺术家的腕下诞生，文人瓷画家之观照自然美，并不止于形色之丽，而是旨在体现宇宙观，实现人的精神与宇宙合而为一之际的自由无碍，澄怀观道与主观之中。
  这种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在珠山八友身上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珠山八友无论是对瓷上文人画派的继承关系上,还是在提高陶瓷艺术的文化品格上,都是起到了重要的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陶瓷艺术中的文人趣味此时由发展而成熟，这是文人仕隐交替的生活方式，出入儒道禅的文化思想，居官不意林泉的审美要求，特别是阶层意识，都是在文人瓷中表现出来，使文人趣味成为不受时代更迭影响的文化形态与艺术运动。
  这一时期，文人瓷画家队伍不断扩大。文人瓷艺也由涓涓细流汇入大河，文人瓷艺的自觉意识亦告形成，其重要标志是王琦借研讨画艺,切磋诗文的共同兴趣和追求,建立起来的月圆会，并担任起倡导文人瓷艺运动的重任。一方面，由明清承继下来的宫廷官窑风格集众工之大成而盛行一时，“赏以形似、并宗格法，善于纤细刻画，渐失天工清新”，文人瓷运动则反其道而行之，以画工瓷为佼夭，与官窑瓷分庭抗礼，结果影响日增。
  珠山八友是全面地继承了浅绛彩文人瓷艺家的艺术追求的审美旨趣,并通过粉彩这一艺术形式加以弘扬和发展。八友中也有三位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于鄱阳窑业学堂潘陶宇门下。至于八友中其它三人,田鹤仙、邓碧珊、毕伯涛,虽然他们出身各不同,不是职员便是清末秀才,但都是文化人或文人出身,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们不但能诗、能文、能书,而且他们介入瓷画后,都有较高的文化起点，八友中的核心人物王琦,也曾向邓碧珊这位前清秀才执弟子礼,学习绘瓷像,甚至是诗文、书法。作为文人瓷艺家,他们除了精通瓷上彩绘技艺以外,还必须要有相当的纸上文人画水平,相当的诗文修养及书法功底等。 正是陶瓷艺术中文人趣味的自觉，导致文人瓷理论的自我格局确立。王琦等人已奠定文人瓷艺理论的体系和规模，后来又加丰富和完善，终于自成系统。在艺术功能上，虽未排斥“成教化、助人伦”，却强调了“怡悦情性”，“吟咏性情”，“适性”与“自娱”。在艺术本体论上，大重视表现主体世界的意气，大强调属于艺术规律的妙理，提倡“奥理冥造”。在创作方法论上，反对就瓷论瓷，提倡借鉴诗歌与书法的表现形式，诗画本一律，书画本来同，十分讲究诗的寓兴和书法的抒写，主张艺术意象形成的胸有成竹，在风格上反对俗气、习气、标榜士气。在修养论上，排斥有艺而无文，得技而忘道，力倡画者之灵性。这既是文人瓷艺实际总结，又推动了文人瓷艺之自立于众工之外。一般而言，此时文人瓷的题材亦未排斥人物佛道，但更衷情于山水花鸟，至于其风格形态，则接近画工精细工整作风的常规画并未消沉，而趋于简率自然的画风亦已异峰突起，简意趣，略形似，求真率，重于自娱而淡于教化，不满足于形似而重意趣，轻摹拟而尚抒写，尊变化而黜刻画，求隐秀而去阳刚，喜平淡而厌繁缛，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绘画形象总是出自于诗书画相生相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