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统的瓷画“赞美诗”

“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
当钱大统诉说他过去的苦难时，《圣经·约伯记》中的一句话跃上心头。
眼前的钱大统，高大、健硕，宽大的脑门下一双锐利、燃烧着火样的眼睛，一副宽边的银丝眼镜使他更为儒雅，配上稀疏的白发，红格子的衬衫，像一个从旧上海走出的“名门贵族”。他身上有一种爽快和果敢、精明和世故的特质，有一种平民与贵族混为一体的气息，这种气息不是来源于物质的丰裕、门第的显赫及他儒雅、铮亮的外表，而是来源于一种内在的、被命运越磨越锋利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即使受到命运的巨大打击，身处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边缘；即使是关在黑暗困苦的牢笼，还是被逼在粪坑中吃递下来的粗糙饭食；即使是用鸡骨磨成针回到骨器时代的生活，还是用污泥涂抹全身，只露一双眼睛，以便不被蚊虫叮咬，深夜要完成劳改农场指定的水稻插秧任务等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都不曾湮灭的气度。他说，白天没有做完，夜晚继续做，还要支付为他打灯的人的工资。而每月仅有的八毛零花钱用于买纸、信封、邮票，以便写信寄给在另一农场劳改的母亲。因为母子被定为反革命关系，通信则属反革命串联，所以，他寄出的信母亲是永远收不到的。而他的母亲，是一个被苦难酿造的女人，丈夫在她二十七岁时因国民党军官身份死于非命。她年纪轻轻便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称号，带着三个“反革命”的儿子、一个“反革命”的外婆，全家挤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破房中，熬煎着痛苦的岁月。
钱大统在屈辱中开始了他多舛的人生。没有高中大学，因他的出身。没有苗正根红，断定了他黑色的命脉，一如印度种姓制度，他们不但成为不可接触者，即使同门、亲戚、朋友也因他们“黑色”而受牵累、疏远。侮辱和咒骂、唾沫和垃圾，随着呼啸的北风刮进没有玻璃的窗洞，打在他们全家的身上。苦难的命运，挟持着茫然而巨大的力量，在年轻的共和国土地上畅通无阻，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几百乃至千年积蓄的恶意仇恨。阶级仇恨成为社会改朝换代的力量，那么，这个新建立的社会就必然以仇恨为基础；以新仇恨代替旧仇恨，那么，这个社会就生活在没有爱的地狱里。爱被理解成“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残酷无情” 。的确，钱大统祖父辈有过辉煌的过去，他的祖辈靠聪明才智和德业而成为江苏的大银行家，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的母亲，亦是名门闺秀，精明能干，是我国中文打字机活字字盘表的发明人，解放后是市工商联负责人之一，但是，这一切都在钱大统少年时发生巨变。母亲因命运不公，“顶撞领导”发配青海劳动“改造”。 优越的生活及教育没有了，钱家承载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一个农民工人的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的专政，钱家的命运，正是当时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命运的一部分。这种雷锋般的对爱恨的理解方式正是钱大统青少年时代的社会氛围。生于1948年的他到“文革”开始，正好17岁，而19岁就被抓进牢房，到31岁才走出监狱。这一年，正是1979年，也正是国家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