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艺术需要理论的脊梁——记张道一先生对陶瓷艺术理论的关心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艺术馆 资讯,本文刊发于《中国陶瓷》艺术版2011.9 策划/本刊编辑部执行/王勇 张道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今年已八十高龄,却仍以一颗年轻的赤子之心在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的道路上辛勤耕耘。他一直以闻一多先生“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精神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当然,一个勤于耕耘的人是不必担心没有收获的,在他七十岁以来的这十年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先生只争朝夕、不断耕耘的学术历程,这十年甚至是先生理论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在这期间,他完成的个人著作高达二十余部,平均每年两部,如:《燕尾裁春》(2003年)、《考工记注释》(2004年)、《中国古代建筑砖雕》(2005年)、《中国古代建筑石雕》(2006年)、《中国古代建筑木雕》(2006年)、《汉画故事》(2006年)、《设计在谋》(2007年)、《麒麟送子考索》(2008年)、《画像石鉴赏》(2009年)、《老鼠嫁女:鼠民俗及其相关艺术》(2009年)、《中国木版画通鉴》(2010年)等等。
能够成为张先生的入门弟子,无疑是我求学道路上的一大幸事。在旁人看来,我本科专业学的是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陶瓷相隔甚远,怎么能够成为张先生的艺术学博士呢?
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是这样一座高峰呢!这就是张先生与一般学者的不同之处,敢于打破行业的界限和障碍,不拘一格选拔和培养人才。在张先生招收的研究生中,几乎各种专业基础的学生都有,像我这样跨度很大的学生并不少,有的原来还是工科机械专业出身,甚至没有本科学历,张先生也敢于破格录取,这就是大家的风度和高度。因为张先生一直坚信“隔行不隔理”,虽然行业不同、专业不同,但基本的原理、道理是相通的,要敢于和善于打破行规戒律的束缚,做学问是这样,培养人才也是这样。
我从原来的哲学专业走上陶瓷艺术史论的研究道路,主要基于景德镇独特环境的原因。1985年7月,命运安排我从山东大学来到了这样一个偏僻小镇,在陶瓷学院任政治课教师。经过近五年的思考和调适,我逐渐认识了景德镇的独特,看到这个“小”地方其实并不小,它在历朝历代生产的陶瓷竟然走向了世界,竟然可以代表中国,这是何等的伟大!因此,研究它的历史及其理论可以走向世界的舞台,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而且无论是陶院还是景德镇都缺乏这样的人才,都需要这样的人才。
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归宿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尽快“脱毛”,即通过学习使自己从陶瓷艺术历史理论研究的外行变成内行,景德镇无处不在的窑址和作坊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践知识学习环境,而陶院的图书馆及大量的陶瓷专业教授又提供了学习陶瓷理论知识的良好环境。
除了充分利用景德镇和陶院的资源,我也较早认识到要学好陶瓷艺术历史理论还必须走出景德镇,学习在景德镇学不到的东西。1990年,我本想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著名陶瓷史论家叶拮民教授的研究生,但遗憾的是那年他已到退休年龄。为了到北京进行学习,我不得已临时选择了与我原专业接近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陶瓷史及相关知识学习上,经常拜访叶喆民等北京的古陶瓷专家,到图书馆和古旧书店收集了不少陶瓷史资料,在这期间,我撰写了第一篇陶瓷史方面研究论文,就是发表在《景德镇陶瓷》1993年第4期《关于(陶记)著作时代问题的几点思考》。
1993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并于1997年从马列教研室调入美术系史论教研室,正式从事陶瓷史和艺术史论的教学工作。在美术系从事陶瓷艺术史论的教学过程中,深感自己艺术史论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不足,很想进一步外出拜师求学,恰好东南大学张道一先生于1999年应朱乐耕、方李莉夫妇的邀请,前来景德镇参加民窑艺术研讨会,因此有机会拜识了张先生,他也愿意收我为学生。
于是,我在2000年9月到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跟随张先生先做了一年的进修生,2001年4月,又在张先生的鼓励下顺利考取了张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随后,张先生还在陶院招收了吕金泉、齐彪两位从事陶艺创作实践的教师为艺术学博士研究生。
张先生对我们陶院三博士的培养,实际上寄托了先生早年就已形成、对中国陶瓷艺术特别关爱的一种情感。1990年,他在《中国民间美术概说》中提出:陶瓷艺术是典型的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于一身的“本元文化”, “在上万年的历史岁月中,它像一条光洁的链条,一环扣一环,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并适应着生活的需要与审美的变化,不断创新,成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形态”。
1999年,张先生在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著名陶艺家杨永善《说陶论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又感叹说:“回顾历史,这是多么伟大的传统啊,还没有任何艺术经历近万年而不中断,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它受到火的洗礼,扎根于生活之中,又不断吸取新的科技成就以加强其机体,陶瓷不仅是人类造物活动中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人类智慧综合运用的最有力的说明。”
先生在这篇序言中也清醒地指出:对于陶瓷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历代的各种变革,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所以中国陶瓷艺术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他说,在今天的时代,无论什么艺术,仅靠自发的发展是难以升高的,必须由自发转向自觉,即提高理性的认识。古代技艺匠师们忙于制造,没有条件著书立说,而能够舞文弄墨的人即使想做,又隔着一层对技艺的不熟悉。上升了的理论虽有“隔行不隔理”之说,但在未上升之前却是“隔行如隔山”。在整个艺术界,由于创作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方式不同,能够兼拥二者的人简直太少了。这也是长期以来工艺美术理论薄弱的一个原因。
景德镇陶瓷学院作为我国唯一的综合性陶瓷高等学府,在改变我国陶瓷艺术理论落后现状方面无疑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先生殷切希望我们陶院三博士在这方面树立—个良好的榜样,正如先生在给我们三博士论文出版时所作的序言中特别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陶瓷艺术需要理论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