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于勾勒的瓷画师,却无人为他们画一幅肖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纤细的手握紧同样纤细的画笔,在瓷胎上描绘山水、花乌、仕女或者倜傥的名士,当然,也可以写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双手日渐苍老、皱纹密布,形同笔下疏朗的树枝,而瓶身上的画面也愈发灵动或者道劲。他们或站或坐,眸子时而凝滞,时而发光,尺幅将尽之时,交瘁的心力乃得以舒缓。日月几何已置身事外,流转的瓷瓶早已构筑了一个立体的世界。
这个世界已存在千年之久,封闭、精致、易碎却又有着极强的自我修复力。无数画师来了又走,又如幽灵般留在后来者的记忆中。只有极少数人的名字被历史记住,一则无人为他们做传——于宣纸上挥毫写意才是正统,寄情瓷瓶实属无稽,三教九流,似乎于此到底;二来他们自身清高的传统不断拒绝扬名立万的机会,淡看达官贵人的趋之若骛,悠悠万事,唯瓷为大。至于拍卖市场上的天价,如非自身的侥幸,便是世人的愚顽。
因此,1703年,当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时,惊叹继以迷惑。瓷器的美轮美奂让这个不慎闯入的异乡人四度停留于此,最终客死中国。越洋的信件带走窃取的火种,让古老的技艺不再神秘,此后西人的模仿也让一场无硝烟的陶瓷倾销战就此打响。然而,殷弘绪始终无法破解瓷画师的内心密码,躬身斗室的匠人,何以夜以继日地在瓷瓶上倾注心血?
两百多年之后,美国旅行家Harry.A.Franck感受到了相同的迷惑。他在《南中国漫游记》中描述了自己所看到的瓷画师:脆弱,消瘦,常年枯坐在凳子上,面对不同的瓷瓶,施展巧夺天工的技艺,而这种技艺实在难以复制。他为这些晚清瓷画师拍下了极为难得的肖像,确如其言,戴着眼镜的画师和帝国晚期的中国一样,怎么看都即将成为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