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瓷器艺术评论

（二）

 

纵览当今瓷器艺术评论，鲜有美文。首要原因就是“瓷论”的缺失。因“瓷论”缺失，故瓷器艺术评论无章无法；因“瓷论”的缺失，故瓷器艺术评论的功用体现得寡淡无味、黯然失色。也有一些投机取巧的瓷器艺术评论，似乎也看到了在从事瓷器艺术评论过程中，因“瓷论”缺失造成畸形的“三元评论”，导致品评局促和论述不足，致使瓷器艺术评论过程中捉襟见肘；却又不情愿埋头苦干，花时间和精力去做“构建瓷器艺术理论”这样的苦差事，使出瞒天过海之计，欲盖弥彰，搬出“中国画论”来，苟且冒充和顶替“瓷论”的角色，表面上这类瓷器艺术评论是建立在“四元评论”的基础之上，但却是“伪四元评论”！这样的瓷器艺术评论之文章阴阳怪气、光怪陆离；更有甚者，一些低俗的瓷器艺术评论，由于本身连“中国画论”的底子都很薄，只会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人云亦云，更是弄出一个“四不像”来自欺欺人，结果只能是贻笑大方。

读当今浩如烟海的瓷器艺术评论时，需处处提醒自己——所读文字是否关于“瓷器艺术”之评论？于是开篇阅读就紧绷神经，逐字逐句，战战兢兢……为何不能“轻松阅读”呢？因为倘若精神稍有松懈，一不留神被文字误导的话，恍惚之间便不能察觉所读评论实则是“绘画的评论”——正如前所述：如此投机取巧的瓷器评论，正是搬来了“中国画论”的武器，施放烟雾弹，挂羊头卖狗肉——一旦发现是此等评论，切不可费时费力，也就不至于伤心劳神了。但是有些瓷器艺术评论者却对这样的批评嗤之以鼻、振振有词：瓷器艺术和中国画艺术一脉相承，中国画论完全可以用于瓷器艺术的评论，大可不必花时间去搞什么“瓷论”，认为是“撑伞戴斗笠”——多此一举，并且认为呼吁“构建瓷器艺术理论”的声音是“江边卖水”的吆喝。其实这正是那些投机取巧的瓷器艺术评论竭尽所能用以遮羞的手段。

先让我们以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和瓷器艺术中人物题材的彩绘来做比较：南朝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列举“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位置经营”、“传移模写”视为“六法”，其中“气韵”、“骨法”、“应物”、“随类”、“位置”、“传移”指的是人物画的六个“着眼点”，而“生动”、“用笔”、“象形”、“赋彩”、“经营”、“模写”指的是人物画的上述六个“着眼点”对应的技巧；瓷器艺术中人物题材的彩绘如果依此“六法”而论，假设六个“着眼点”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所对应的技巧却是大相近庭的，尤其是“用笔”和“赋彩”更是完全不同的技巧——试问：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论能适用瓷器艺术的人物彩绘吗？

再以中国画中的山水画和瓷器艺术中的山水题材的彩绘来做关于“中国画用笔”和“瓷器艺术彩绘装饰的用笔”的进一步说明：以“皴法”为例——五代、两宋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皴法定型和发展的顶峰时期：荆浩的“斧劈皴”、董源的“披麻皴”、范宽的“雨点皴”、郭熙的“卷云皴”、李唐的“马牙皴”、马远和夏圭的“大斧劈皴”、王蒙的“解索皴”、倪瓒的“折带皴”等等标志着中国山水画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在技巧方面达到了顶峰。清·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皴》中写道：“古人写山水皴分十六家：曰披麻，曰云头，曰芝麻，曰乱麻，曰折带，曰马牙，曰斧劈，曰雨点，曰弹涡，曰骷髅，曰矾头，曰荷叶，曰牛毛，曰解素，曰鬼皮，曰乱柴……”——中国山水画的皴法，主要是笔、墨、纸三者达成的效果，其中“笔”有中锋、侧峰、藏峰、露峰、逆峰、顺峰等；其中“墨”有干、湿、浓、淡、黑、白之六彩，焦、浓、重、淡、清之五阶等；其中“纸”有生、熟之区分等；而瓷器艺术中的山水题材的彩绘，却是笔、料、瓷（或坯，此情况下还有釉）、火等数者达成的效果，无论是釉下青花还是釉上粉彩，山水题材的彩绘技艺都不可能和中国画的山水画的用笔一致——试问：中国画中的山水画论能适用瓷器艺术的山水彩绘吗？

答案显然是：瓷器艺术理论的构建绝对不是“撑伞戴斗笠”，呼吁专门“构建瓷器艺术理论”的声音绝对不是“江边卖水”的吆喝——正因为中国画论的长期积累和总结，才造就了中国画的不断推陈出新，有继承有发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有当今黄宾虹、林风眠、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湖帆、李可染、徐悲鸿、傅抱石等，这些“大家”和荆浩、李唐、倪瓒、黄公望、董其昌、朱耷、石涛之间因为中国画论作为理论体系的存在而连为一体；而纵观“珠山八友”到王锡良、张松茂、王怀俊、陆如、王隆夫、李进等，依托的却是另一种结构和关系达成如今的高度，并且他们在达成这个高度的过程中多走了多少弯路！以此类推，因为瓷器艺术理论的欠缺，导致未来这条路上的后来者又要经历多少迷茫和苦难！——究其根本，正是因为瓷器艺术理论的缺失，导致及时总结瓷器艺术活动和瓷器艺术实践的工作严重滞后，致使指导瓷器艺术活动以及推陈出新失去了风向标！

长篇累牍、繁冗叙述至此，至少得出这样的断言：瓷器艺术理论的缺失造成瓷器艺术评论的空洞乏力，瓷器艺术评论的空洞乏力导致对瓷器艺术活动和瓷器艺术实践的总结严重滞后，理论总结的滞后导致瓷器艺术的推陈出新严重缺乏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从而回归到瓷器艺术评论本身缺乏理论基础——最终形成一个怪圈！